在本书中，我对近代日本精神史的重新叙述，开始于对东亚世界秩序尤其是日本与传统中华世界关系的反思。这种主题的设定，源于困扰我们的一系列问题：为什么日本在东亚世界近代史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为什么“日本”对于现代中国而言是一个特殊的存在？现代中国在精神层面上有着怎样独特的属性？在今后的世界文明演进中，东亚世界可能扮演怎样的角色？在这些问题的驱动之下，我从精神演变的角度对日本的近代历程所做的重述，实际上是一种对近代日本的重新解释。

其实，如果稍稍拓宽一下历史视野，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做法其实并不是我个人的创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以83岁的高龄撰写了一部题为《德国的浩劫》的著作。在这部短小精悍的著作中，迈内克从两个世纪以来的德国思想史和精神史着手，探讨了德国走向纳粹主义并最终造成自我毁灭的原因。他一直追问的问题是，“领导着我们并影响着德国的世界政策的那个阶级，以及他们的精神结构和心理状态，都代表着什么意愿和能力呢？”[4]

我无意再现迈内克勾勒的精神史脉络，这里的重点是他的那种更为根本的问题意识。在开篇处，他即明确告诉读者，他探讨的是德国浩劫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却同时扩展为一个超乎德国之外的普遍西方命运的问题”。[5]德国的崛起与覆灭不是德国一国的问题，而是古典普遍的世界主义理想与民族国家的权力意志在18世纪以后冲突的结果。在更深远的意义上，我们从德国的历史经验中看到的是人类事务演化的路径和逻辑，以及内在其中的陷阱。

因此，我们将近代日本纳入东亚世界来重新探讨它的崛起与覆灭的历史经验，最终要导向的目标其实是东亚世界在近代世界史中的命运问题。

这个问题的直接生成机制，当然是19世纪全球殖民帝国的兴起。在19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势力的冲击下，日本的民族精神获得了普遍的觉醒，全身心地投入时代洪流与诸民族的竞争中。明治日本的近代化道路之所以能够顺风满帆地展开，这种民族精神的自我觉醒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在追踪这种精神展开的过程中，我们的焦点时刻锁定在这样一个特征上：因长期受东亚古典文明的熏陶，近代日本的民族精神有着强烈的世界主义内涵；它不仅有成为世界帝国的野心，而且内含创造世界文明的志向，从而加速了世界秩序的转换。正是在近代世界秩序转换的历史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近代日本相对清晰的精神演化脉络。

因此，无论从精神史演进的脉络，还是从当下的现实状况来看，探寻近代以来东亚民族国家与世界主义的关系，有着事关东亚命运的意义。我之所以重述近代日本精神史，不仅是为了展现东亚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相生相克、此消彼长的历史，更是为了据此揭示东亚世界的历史意识，它关乎人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文明及其秩序。

作为本书精神史叙事的总结，这里我要着重指出如下三点认知。

第一，从文明演进的角度来看，近代日本处于传统东亚文明与近代西方文明的交汇地带；这种边缘的境况对日本的自我意识与世界意识有着巨大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与东亚大陆上的其他国家不同，这种处境使得日本对东西两种文明各自的长短保持着高度敏感，并因此获得了一种独特且强烈的自我意识。本书精神史叙述的起点是江户时代的日本。在这个时代，宋代形成的朱子学被确立为主流的意识形态。在儒学的普遍主义精神与话语空间中，经过二百余年的发展，日本最终建构了它的普遍主义文明意识与指向世界的国家理性。我在书中将这个过程描述为“精神帝国”的生成。

这种精神帝国的根基在于东亚世界秩序，但它毕竟不是这一秩序及其原理自身。面对19世纪中后期西方文明的大举到来，日本展现了让人惊讶的应对方式：它将“文明”的标准由传统的东亚世界切换到了近代西欧世界，并试图形成基于日本自身的标准。对于日本而言，这可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革命”，它要克服自身的东洋（亦即“中国”）属性。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在思考近代日本的精神现象时，这一文明论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视角和启示，因为它涉及东亚世界国家深层的历史意识。

第二，由于近代日本为自身准备的普遍主义文明意识，它的精神展开与政治实践从一开始就指向了世界面临的普遍问题。在“世界”“文明”“东洋”“西洋”“近代”等话语建构的自我意识中，一种普遍主义的精神格局同时得以确立。这种高度的自我意识与世界认识，源于日本对传统东亚普遍文明与近代西欧普遍文明的吸收与融合。当19世纪突飞猛进的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文明体系给日本带来巨大的物质生产能力后，由东亚世界秩序造就的精神帝国开始试图自我实现，也就是将自身转化为现实的“政治帝国”。日本的国家精神开始展现，它想要“君临天下”，创造一个新世界，换句话说，它欲图成为东亚乃至世界的中心。

以儒学的“尊王攘夷”观念和日本古典神话为基础建构的天皇制，以及作为其意识形态的“国体”，正是这种精神自我表达以及自我实现的工具。近代日本立国之初就把握了时代大势，确立了普遍的文明视野与志向；这正是明治日本很快成为世界性大国的精神基础。当然，这个“政治帝国”在关键的地方误解了文明的本质，其惊人的欲望与野心将它引向了文明进程的反面，最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埋葬了自身。

第三，近代日本自身同时是它所参与创造的近代世界的产物，这一点因其不正自明的属性，往往为人们所忽视。我在本书中已经指出，无论是作为日本近代开端的明治维新，还是作为近代完成形态的《日本国宪法》，皆全面呈现了它所处的世界的面貌。本书之所以最终以“世界主义”概括这一近代日本精神的内核及其完成形态，意在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世界新秩序的本质精神就是世界主义。我们重新论述日本的目的，根本是要确认东亚文明在人类走向世界主义进程中的角色。

当然，在现代世界秩序的创成进程中，日本的这种世界主义精神必然会呈现一种否定的形态。这是因为，日本自身的世界意识使得它时时刻刻以殖民帝国旧秩序（近代西方“世界”秩序）的挑战者和革命者的身份而参与其中。换言之，近代日本以强烈的主体变革意识，试图改变一个文明和野蛮以尖锐的形式共存的世界。然而，由于日本对传统中华文明与近代西洋文明的理解误入歧途，未能真正把握普遍主义文明的真谛，虽然创造了大国崛起的“奇迹”，但也将巨大的苦难带给了人类。它不仅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且也因它的战败而加速了新秩序与新文明的诞生。本书试图呈现的正是这一变革主体的精神世界的结构及演变过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个新生的文明应当以怎样的方式参与到世界文明的发展与创造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被束之高阁。这里面固然有“二战”后“美日同盟”的约束，但日本国民尤其是精英失去了明治维新后的那种普遍主义的精神格局和气魄，则可说是主要原因。古典普遍主义精神与历史意识的遗忘与丧失，最终使得日本成为一个普通的民族国家。在现代意识之下，古典精神具有的可贵品性已经被屏蔽了，政治共同体丧失了自我提升的重要的观念机制和能量源泉。

那么，日本对自己在当下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位置有自觉吗？日本对新文明、对后民族国家时代文明探求的热情是否能被再次激活？如果有这种可能，对世界的未来而言，究竟是福还是祸？以史为鉴，以现实为鉴，这些问题绝非杞人忧天。值得一提的是，早在日本取得初步复兴的20世纪60年代，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当时的语境中，这个问题被表述为日本在国际社会中承担的“责任”问题。“责任”如果内化为信念，自然成为“使命”。战后日本的著名政治家吉田茂在个人回忆录中留下了这样的表述：

如果今天的日本人看上去好像还没有恢复使命感，那也是因为日本人在实现了国家自力更生的目标以后拥有了安宁的心态，同时，也是对盲目的使命感产生了怀疑的一种健全表现。在当今世界中，正确地认识自己的使命所在，并正确地付诸执行，不是那么容易的。尽管日本人遭到了失败，但是回顾过去的百年中日本在整体上获得的辉煌成就，然后再放眼世界的话，日本人应该会慢慢地醒悟什么才是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对于今天的日本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是，拥有梦想，并到广阔的世界中去寻求舞台。[6]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东条英机内阁的部长，作为战后日本国策制定的主要当事者，吉田茂的上述说法堪称是一种对国民的政治教育。这是他的远见。他警告日本国民：“现在的日本人如果逃避应该承担的责任，拥有卓越的能力却没有目标的话，就会存在同样的危险。”所谓“同样的危险”，就是指日本在日俄战争后失去了目标而误入歧途。

当然，吉田茂并未进一步指出，包括日本国民在内的所有人，首先需要直面自己过去的经验与教训。这不单单意味着日本要承认并承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犯下的罪行及责任，更有必要将近代日本的经验与教训展现给谋求和平、共存、发展、繁荣的新世界。

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考验后，日本似乎率先迈进了这个新世界。日本的“历史终结”命题，有着它特定的现实根据。这里的“历史终结”具有多重含义。在以民族国家为节点的世界秩序下，国民主权制度的确立是最重要的指标，它首先意味着国家内部的权力斗争在形式上终结于制度化的民主主义。从世界政治的现实而言，国家间的权力斗争也正在得到控制，世界社会进入快速的民主化与法律化过程。这个过程因国际法与国际组织机构的发达而变得尤为明显。这是世界层面上“历史终结”的开端，一种普遍的法的精神、法的秩序，开始取代诸民族的欲望进行统治，人类正在走向普遍的文明状态。

但对于日本而言，它的“历史终结”不仅意味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所享受的和平与繁荣，以及与此同时从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退场，还意味着一种构想更为公平的世界秩序的理想、激情以及能力的日渐消失。当日本以及其他国家将近代日本的全部经验，尤其以日本宪法所表达的世界认识与理念，封存于作为民族国家的日本内部时，世界自身也正在面临损失，会错失一种借以推进文明进程的主体经验与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