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界主义的历史叙事是一种超越意识形态之争的世界史认识。这种认知与理解，最终将“我们”的问题呈现了出来：作为历史上巨大的文明体，作为未来某种潜在的世界中心，在人类走向普遍世界秩序的新时代，我们应该怎样表述自身的历史意识与文明意识？这里面没有终南捷径可循，文明体自我成长与精神秩序重建过程中面临的困惑与困难，只有在与世界的协同演进过程中，才能逐渐得到克服。

在人们的日常感觉中，“中华民族”总是与它“最危险的时刻”——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有关。这个总体性的感知，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的革命经历，使得我们的理想、精神和欲望未能得到逐步呈现的余裕。这个与“建国”有着强烈关联的“日本”在当下仍会以各种形式得以呈现。我在本书中之所以使用“分身”作为主题，就是提醒我们从东亚世界史的过去经验中，探寻有意义的精神资源，以安然跨越这个既让我们感到兴奋，又让我们感到困惑甚至不安的时代。

当然，“分身”只是一个比喻。虽然近代日本的历史经验可以为中国提供独特的精神参照对象，但对于中国而言，日本既是一个自我的镜像，又是一个异质的他者。在世界文明与世界秩序演化的视野中，日本构成了东亚传统文明与近代西方文明相互冲突与调适的全息缩影，我们从中可以解读出东亚世界的人们在过去、当下和未来文明进程中的各种欲望、意志以及理想。正因如此，我在本书中尝试将日本国民的知性与热情相互交错的精神史，从现代“日本”这一民族国家的框架中相对独立地刻画出来，从而使它构成一幅东亚世界史潜在的“自画像”。

写到这里，我不由想到了伟大的哲学家康德关于“普遍历史观念”的说法。他对这个哲学话题的思考，源于他这样的一个观察：

当我们看到人类在世界的大舞台上表现出来的所作所为，我们就无法抑制自己的某种厌恶之情；而且尽管在个别人的身上随处都闪烁着智慧，可是我们却发见，就其全体而论，一切归根到底是由愚蠢、幼稚的虚荣、甚至还往往是由幼稚的罪恶和毁灭欲所交织成的；从而我们始终也弄不明白，对于我们这个如此之以优越而自诩的物种，我们自己究竟应该形成什么样的一种概念。

这是康德在1784年的欧洲发出的感叹。在前一年，美国独立战争刚刚结束，“山巅之城”还在为向全人类传播自由和正义而积蓄力量，而集人类光荣与恐怖于一身的法国大革命，将于五年后爆发。但不管怎样，新世界的光芒已经照亮了欧洲的地平线。在地球的另外一侧，这一年的清朝中国是乾隆四十九年，德川日本为天明四年，东亚世界河清海晏，时和岁丰。东西两个世界的交流已经展开，但距离英国马戛尔尼访华使团抵达北京，觐见中国皇帝，尚有九年；东西两个世界的撞击，还未拉开帷幕。但是，此时的康德已经洞悉了新世界的命运，“愚蠢、幼稚的虚荣”甚至“幼稚的罪恶”即将上演。而我们不幸看到了随后两个多世纪的历史，尤其是20世纪前半期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无法不对康德的观察和感慨产生深深的共鸣。

在接下来的文章中，康德从一个最基本的命题或者说是公理——人类注定要将其全部自然秉赋发展出来——出发，演绎出人类必然抵达“各民族的联盟”，完成“国家共同体”的建构这一终极归宿。在另外一处，康德还有这样的讲法：“从世界主义的角度来看，下述的论断也就始终是可爱的：凡是根据理性的理由对于理论是有效的，对于实践也就是有效的。”我们今日再来看下述论断，我们收获的只能是确信：

尽管这一国家共同体目前还只是处在很粗糙的轮廓里，可是每个成员却好像都已经受到一种感觉的震动，即他们每一个都依存于整体的保全；这就使人可以希望，在经过许多次改造性的革命之后，大自然以之为最高目标的东西，——那就是作为一个基地而使人类物种的全部原始秉赋都将在它那里面得到发展的一种普遍的世界公民状态，——终将有朝一日会成为现实。

康德当年发出的声音仿佛穿透了历史，在我们的耳畔回响。这是康德为人类找到的一条有意义的“历史线索”。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它的意义，正如康德当年曾经预言的，面对过去的历史，未来几百年的人们“仅仅是从使他们感兴趣的那种观点出发，也就是说是从各个民族和各个政体在世界公民的观点之下所已经成就的或已经失败的都是些什么的那种观点出发，来进行评价的”。[9]面对近代以来东亚世界以及世界自身的巨大变化，难道我们不应该接着康德的问题继续思考吗？

在这个意义上，近代东亚的世界史，就是一部从民族国家走向世界主义的历史；只是，这个历史的画卷还刚刚显现出它的一部分。

也因此，本书是一部关于青春东亚的序曲。

注释

[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中华书局，2015年，第396页。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十六册），第4510页。

[3]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2—192页。

[4]［德］迈内克：《德国的浩劫》，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7页。

[5]［德］迈内克：《德国的浩劫》，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4页。

[6]［日］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袁雅琼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93页。

[7]英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大卫·哈维论述说，在19世纪后期，由于致力于保护个人主义的理念、对狭隘种族主义的克服、内部充足的扩张空间等要素，美国的帝国主义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模式；而比利时和日本基于相反的理由，可能是当时“最为凶恶的帝国主义国家”。参见［英］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8—40页。

[8]［法］雷蒙·阿隆：《历史意识的维度》，董子云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27页。

[9]这里的三处引文，分别参见［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18—19、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