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书的最初构想，源于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组织的“大观”学术小组的系列研究活动。2013年夏天，“大观”小组决定召开一次关于日本的主题学术会议，并指定我撰写一篇报告，主题由我自己拟定。我责无旁贷，自然接受了任务。不过，当时在我的内心第一次出现了不安，甚至茫然。当然，事出有因。

2009年2月，我从东京直接飞抵广州，随后转乘火车抵达位于粤东的汕头，开始了回国任教的历程。时空的陡然转换，让当时的我平添了几分书生意气，很快全力投入教学工作中。就在这一年3月，我参加了“大观”小组的第一届学术会议，主题是讨论法国思想家科耶夫的新拉丁帝国理论。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全程中文的学术会议，第一次听到完全用中文呈现的思想交锋。

当时我未曾想到，这竟然是我随后数年间学术活动的开始。这种结果当然不是偶然。在随后参与“大观”小组的学术活动的过程中，我逐渐感受到“大观”组织者与成员们对于思想、学术、实践的睿智与热情，以及更为重要的，对于国家、民族与世界的使命感。重建中国与世界的知识图景，探讨中国的成长与世界秩序变革的内在关系，这种学术理想足以激发我的热情。在接下来几年的学术活动中，我依稀感到自己正在与一种时代精神相往来。

对2013年夏天这一任务的犹疑、逡巡，正是由于我对“大观”小组学术精神的理解与认同。如何才能撰写一篇与这种精神相匹配的研究报告？由于宿疾复发，我当时感觉精力和气力急剧减退。另外，社会生活的额外负担与精神困扰，更加重了我时时出现的倦怠感。

二

2014年春，我有幸申请到了“财团法人日本学术振兴会”资助的为期三个月的日本访学活动。7月8日，时隔五年半，我再次来到东京大学本乡校区的图书馆。故地重游，百感交集。在这个图书馆中生活的无数片段，仿佛幻灯片，一幅幅展现在眼前。我徜徉于图书馆四周的道路上，重新打量着每一处景物。这座建成于1928年的图书馆，弥漫着独特的历史与现实的气息。接下来的几天，我也每天来到校园，在图书馆前面徘徊良久，但终究未能进去，内心深处似乎仍有一丝抵抗的情绪。

这样的日子大概持续了四五天。某日在食堂吃完午饭后，我走到图书馆大门前，斜靠在椅子上，校园一如既往地宁静，不时有学生在我面前走过。我似乎恢复了对静谧、洁净、光明的感受，杂乱的思绪开始平稳下来，不知不觉间就睡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耳畔忽然传来阵阵呱呱叫声，我下意识地睁开双眼，发现在身边两三米处的围墙上站着一只乌鸦，正在用充满疑惑和警惕的目光打量着我。据说乌鸦是一种智商很高的鸟类，在图书馆周边的古树上，至少生活着几十只。之后，我起身走进了图书馆。

在接下来数日的阅读中，我的思绪安静了下来，气力也逐渐得到了恢复。阅读是治愈的过程。于是，我再次过上了此前十年的生活，围绕近代日本对自身与世界的思考，开始查找、借阅资料，然后浏览、细读、摘抄、复印……每日都过着同样的生活。

但这种研究工作到底不是旧日重现，因为有一个习惯与此前的留学时代不同。读书之外，我开始了对日本社会的细致观察。这或许是因为自己从此前日本社会的生活者（学生）到此次的旅行者（短期访学）身份转换的缘故。对于一个生活共同体进行观察而不介入，这是后者的特权。当然，此前国内几年的工作与生活经历，更是让我获得了观察日本社会的新视角。在此期间，我也做了几次旅行，仙台、广岛、京都、金泽、松本、镰仓……旅途中目力所及的事物与景致，都会让我陷入或长或短的思考。我感到了一丝诧异，这些看上去平凡的事物与光景，似乎有着某种灵性，都在传达着某种气息。

那是一种精神的流溢！

某日，当我埋头在东京街头行走时，这句话突然闪现在我的脑海中。不错，这些周遭事物所传达的，不正是它们背后的人的精神与意志吗？秩序的意志，审美的意志，清净的意志，平和的意志，安全的意志，生活的意志……或者说是精神。我此时意识到，作为现代社会的日本之所以显得与众不同，正因为它将自己从属于一种精神，一种无时无刻不在引导人们的精神的缘故。奇怪的是，这种精神似乎还并不让我感到陌生。

那么，近代以来日本社会的历程，是否也是从属于某种精神？那种精神究竟为何物？我感到，让自己不安、苦恼、思索了近一年的问题，隐隐约约地出现了答案。不错，日本首先是一种精神现象。事物惟因其流溢的精神而与众不同。我要做的工作，不正是对这些事物进行精神解码与分析吗？一个民族，归根到底需要一种精神。在新获得的问题意识的激励下，我最终完成了一篇研究报告和一篇论文。

三

2014年11月1日，“大观”小组的学术会议(第19届)在苏州独墅湖畔举行，我做了题为《新世界主义与民族精神：日本的经验与教训》的主题报告。这篇报告事实上构成了本书的框架和雏形（第一至第六章）。在两天的会议上，与会的“大观”小组成员于向东、刘擎、邱立波、泮伟江、施展、周林刚、昝涛以及李筠等先生在各自书面评议的基础上展开了多方位的讨论。他们极富学识和洞见的评议，让我对本书的主题有了更宽阔的视角和更深入的理解。在这里，我要向他们再次表达谢意。

在接下来的两年多的时间里，我曾数次试图推进这项研究，但都因各种原因而被迫中断。尽管如此，对报告内容的每一次阅读和重写，都依然让我感受到当时的某种精神能量。最终在2017年8月，这项工作的主要部分得以完成。我再次感受到了精神的安宁。

这里还要提及的是，在写下上面的一席话之后，我才突然忆起，早在2010年1月“大观”举办的第4届会议上，我在提交的论文题目（《近代日本普遍主义的结构：明治青年的精神史》）中就使用了“精神史”一词。我惊讶于自己的健忘，但更让我惊讶的是，“精神”二字与近代日本的关系，竟然一直潜藏在我的意识深处，直到数年后我重新回到东京大学的校园时，这个词才再次浮现，成为我理解并重构近代以来东亚世界史的一根轴线。

当然，此时我已经获得了新的认知。如果说2010年的论文主旨在于确认近代日本“民族主义”所具有的普遍主义一面，那么，四年半后我撰写的研究报告的主旨，则是要揭示这种“普遍主义”在历史进程中的形成机制与表达形式，因为它关乎我们所有人都置身其中的世界。这一问题意识也与“大观”在2013年提出的“新世界主义”命题有关，那几年我正热衷于阅读晚清民初的历史，因而这个命题将我引向了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心性结构的探索。

我最终确信，“世界主义”正是传统东亚世界在近代获得新生后的自我意识。在我们的历史意识深处，存在着源远流长的世界主义精神传统。这种精神至大无外，奉行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念。我在书中曾提到，日本对于中国而言是一种情结，我自身亦概莫能外。“新世界主义”的研究主题与方法论，在某种程度上让我获得了精神的自由。

上面的说法并非无足轻重，对我个体而言，本书的写作本身就是一个精神事件，但书写的目的却并非止于个体。一个民族，终归需要一种精神。如同个体在获致其精神时往往要历经曲折甚至艰辛，民族精神也绝非安然可得。一个民族获致其精神的过程，也是民族历史意识觉醒的过程。这种历史意识既源于民族自身久远甚至不可忆及的往昔，又源于这个民族的特定成员在当下的精神活动。由于力所不逮，我无法在本书中展现关于东亚世界的精神全景，但倘若幸有一二君子能于其中的只言片语心有戚戚，并进而思考、反观我们的这个时代和我们自身的生活，我会感到无可替代的欣慰。

《诗》曰：“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对所有的作者而言，书写的目的最终都在于一种公共性的建构，我自然也不例外。

四

本书原题是《近代日本精神史》，但它的目的并非止于历史叙述，而在于提供一种新的日本认知。因此，在最终形成书稿时，我拟定了如今的书名。另外，在成稿的过程中，我将最近数年间撰写的部分文章也编入其中，这些文章都共有我在2014年夏天形成的问题意识，构成这一主题研究的内在组成部分。为保持体例上的一致，在编入本书时，我对这些文章做了少许修订和增补。

在东京大学访学期间，在佐藤健二先生主持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会”上，我曾就这一研究的最初构想做过报告，除了佐藤先生，与会者还有赤川学、出口刚司、祐成保志、野上元和佐藤雅浩五位先生。这里，我要对他们提供的宝贵见解和建议表达谢意。

我还要对日本学术振兴会以及协助我申请的佐藤健二先生表达谢意。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为我购买资料提供了部分资金，也特此感谢。另外，我还要对东京大学文学部国际交流室的安田京子致以特别的谢意，由于她主动致电并致函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我拿到了加急发行的签证。

最后，我要对本书的出版人范新先生表示特别的感谢。在2016年9月中旬得知我这一研究的大致状况时，他即慷慨允诺策划出版一事，并约定了交稿时间。但事与愿违，我未能履约。若非范新先生对出版事业的使命感与热忱在无形中对我的激励和鞭策，书稿可能至今也无法完成。再次感谢所有人的服务精神。

2017年12月28日夜，于江苏省昆山市花桥镇寓所

22019年3月23日夜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