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庄子哲学里，“心斋”和“坐忘”都不是要在静观中与虚无同体，而是通过无所对待的根本性的不知超越各种层面彼此对待的知与不知带来的拘限，达到更为主动的生活。而这一更为主动的生活，是以“用”为核心来展开的：

惟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矣。[1]

“用”是生活世界一切关联的枢纽，也是事物实现自身的关键，因此说：“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用”当中凝结了各个层次的人、物的关联：首先，人与人的关联。任何一种具体的用，都呈显出在用者与他人的联系。工厂车间里专注于车床上零件加工的人，他对眼前工具的用指向的是其他潜在的使用者；其二，人与物的关联。任何具体的用，都是人对用具的用具性的释放和发挥；其三，物与物的关联。任何一个用具，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内在于一个用具关联的整体当中。比如，茶壶总是关联并指向茶杯的。

在用的关联中，人与人、人与物以及物与物之间始终保持为差异基础上的同一。没有上述种种差异，用的各个环节都是无从展开的。对于人而言，用的实现总是指向与自己处在不同生存处境或生存环节的他人。而人之所以需要用，则要么是因为所用用具上面有人不具备的属性和功能，要么是通过用来达到某种人有所需求但眼下又不具备的东西。具体的用具也总是在其他与之不同的东西中才实现其功用的。仅仅靠齿轮，是不可能构成任何机械的。当然，如果仅仅有差异，而不能将这些差异限定在某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当中，也无法实现出任何的功用。象棋的棋子出现在围棋的棋盘上，不会有任何的意义。用将各种差异关联为一个整体，其各个部分都是整体得以维持和运转的条件。在不可或缺的意义上，每个具体的部分都是同等重要的。在用当中，积极主动的齐物才有了可能。

当然，在庄子那里，“用”和“庸”显然是有区别的。从上面的引文看，“庸”既是用，又是不用。庸与一般意义上的用的不同在于，前者有“通”的品格。那么，不“通”之用与庸的区别何在呢？在生活世界里，任何具体的用的关联总是从属于人设定的目的。人的可行的目的总是以人的知的程度为基础的。比如，按当今人类的知识水准，我们可以把登上月球或者火星作为一种可能的目的，并围绕这一目的做种种有关的尝试和探索。任何有起码的科学常识的人，都不会把银河系外的某个星系当作目标。围绕具体的目的，事物的某一方面的特质被强调出来作为有用的部分，而其他部分则要么是从属于这一有用的部分，要么干脆是多余的。比如，在制造飞机时，材料的强度是我们需要的，而它的质量是要克服或尽可能舍弃的。与知相关联的用，在具体用具的内部都制造出了区隔，又怎么能通达别的器物呢？根源于彼此对待的知与不知的用，使作为用具的物在彻底的固化当中被扭曲和耗损。而根源于无所对待的不知的“适得之用”，则在用具的用具性得到充分实现的同时，唤醒和照亮周遭一切事物的丰富可能。当然，这样的“适得之用”的总体实现，在今天这样一个经验科学的自信光芒普遍照耀的时代，只能是一份诗意的乡愁了。

根源于无所对待的不知的不用之庸，将一切自诩为普遍的知都还原为切近的经验，从而在根本上克服了是非的纷扰：

为是不用而寓诸庸，此之谓以明。[2]

在朴素的不用之庸当中，是非对待所造成的分裂的世界，才能在根本上复归为一，从而达到某种真理性的生存。

[1]《庄子纂笺》，第15页。

[2]《庄子纂笺》，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