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末是王弼哲学的重要概念。其中，“本”指的是无、道、一、朴、玄等，都是只能谓之、不能名之的。“末”则指人的生存领域及与人的生存领域有关的具体的器。

关于本、末，王弼的著作中有两种看似矛盾的讲法：“崇本举末”和“崇本息末”。“崇本举末”见于《老子》第三十八章注：

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则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华不作。[3]

从上下文看，“举”和“存”相应。所以，这里的“举”一定指正面的维持，是积极的。

相较而言，“崇本息末”比较复杂。“息”既有灭息之义，又有生息之义。“崇本息末”见于《老子指略》：

《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而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4]

“一言而蔽之”，显然是在模仿孔子。“而已矣”这样的语气辞，透露出王弼掩饰不住的自信：对《老子》最深刻的认识不外乎“崇本息末”四个字！

王弼著作中的“崇本息末”和“崇本举末”是不是矛盾的？这个问题在既有的魏晋玄学研究中颇受关注。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末”的内涵的差异。《老子指略》中的“末”，非常明显的是指“邪”“淫”“盗”“讼”等：

闲邪在乎存诚，不在善察；息淫在乎去华，不在滋章；绝盗在乎去欲，不在严刑；止讼存乎不尚，不在善听。[5]

“崇本息末”的“末”非常明显指的是过度、邪恶的东西。而《老子》第三十八章注里“崇本举末”的“末”，则显然指上文中的仁、义、礼。

理解“崇本举末”，需联系《老子》第二十八章“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一句的注释：

真散则百行出，殊类生，若器也。圣人因分散，故为之立官长。[6]

“朴”就是未分化的“道”，“散”则分别为“器”。无形的道必然会分别为具体的器物。落实到政治生活中，实际上是说政治秩序或者权威的秩序都是有其必然性的。“圣人用之则为官长”，强调的是以“朴”为根本产生出来的好的政治权威和等级秩序。政治秩序不能没有，但是其中有好坏之别。

在注释《老子》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节时，王弼说：

从无之有，数尽乎斯，过此以往，非道之流。[7]

从无形的道到有形的万物，“数尽乎斯”，即分化到“三”就应该停止了。也就是说，道分化为具体的万物是有一个分寸和尺度的。这一理念为老庄的无为而治提供了更丰富的思想内涵和解释空间。老庄的无为政治，更多的是一种乡愁，是在文明已经渐趋繁复的时代对朴素世界的想象和怀念，缺少实际的可操作性。魏晋玄学对老庄思想的重要发展之一，就是让老庄那里抽象的无为政治，有了具体的可操作性。“从无之有，数尽乎斯”，既强调了官僚系统的必要性，又指出了这种必要性的限度。一定范围内的官僚系统是必需的，只要超过了限度，就成了“非道之流”了。换言之，并非所有的“末”都是恶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到这个层面，分化都是朴素的。由此而来的是应该通过重视“本”来维持的“末”。“过此以往，非道之流”的末，即过度和淫邪才是应该止息的。

“崇本举末”和“崇本息末”并不矛盾。老、庄并不反对仁义。他们强调的是，不能直线式地去追求和提倡这些好的价值。直线式的追求和提倡只会带来各种各样的伪妄和争竞。“崇本举末”是要崇道之本而举仁义之末，由道本而来的仁义才不会是竞争的、炫耀的、浮伪的，才是真正的仁义。而“崇本息末”的“末”则不属于仁义的范畴，是不再“适道之用”的文明过度的副产品，所以要通过崇本来加以止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