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文章的论题很分散，似乎根本找不到他核心的关切。他好像只是随机地应和一些玄谈的话题，炫技的目的甚至大于思想本身。在那个时代，玄谈几乎成了士人的生活方式。在这样的时代氛围里，一方面，庄严的哲学思考极为罕见，玄理往往只是一种自我展现的选择；另一方面，由于对辩论本身的关注，也极大地促进了哲学的开放性，从而使任何道理都得放在普遍的质疑下接受检验。任何既有的权威都不再能为思想提供足够有力的辩护。

对自然之理的强调，是这个时代的普遍特点。在向秀的《难养生论》中，反复出现“自然之理”“天理自然”之类的主张。嵇康论理，也以自然之理为根本依据：

夫推类辨物，当先求之自然之理。理已定，然后借古义以明之耳。今未得之于心，而多恃前言以为谈证，自此以往，恐巧历不能纪。[1]

对于自然之理或天理自然，嵇康和向秀都没有给出明确的界定。从《难养生论》“感而思室，饥而求食，自然之理也”“服飨滋味，以宣五情。纳御声色，以达性气。此天理自然，人之所宜，三王所不易也”[2]等论述看，自然之理或天理自然指的是普遍的、符合常识的经验和逻辑。无论是经典的论述，还是历史的载记，都要经过自然之理的衡量才能获得承认和理解。

除自然之理外，名实关系也是嵇康谈理的基本考量。在《释私论》《声无哀乐论》和《难宅无吉凶摄生论》中，都有对名实问题的讨论。嵇康论辩的目标之一就是“正名”。比如在《声无哀乐论》里，他通过将主观的情感与客观音乐品质分别开来，从而在名实关系上确立“声无哀乐”的宗旨。

一般情况下，嵇康的论辩并不违背经典的论述。[3]但他常会根据自然之理和名实原则提出对经典的新的理解。《声无哀乐论》表面上看违背了“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思想，但嵇康却通过对“无声之乐”的阐发，将“声无哀乐”的思想与经典的论述统一起来。

[1]《嵇康集校注》，第349页。

[2]同上书，第285页。

[3]既往的研究，大都有将嵇康思想极端化的倾向。《与山巨源绝交书》的“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被夸大为对名教的批判。其实详味其文义，嵇康强调的只是汤、武、周、孔仍有不够完善之处。至于《难自然好学论》中的“今若以〔明〕堂为丙舍，以诵讽为鬼语，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睹文籍则目瞧，修揖让则变伛，袭章服则转筋，谭礼典则齿龋”，显然是假设之辞。针对的是《自然好学论》中的“以《六经》为太阳，不学为长夜”。嵇康的意思是说：你之所以“以《六经》为太阳”，只是看到了习诵《六经》所能带来的荣华。若有人厌弃《六经》，并且感受到由之而来的种种患害，就不会以“不学为长夜”了。这段话的确言辞激烈，但只是论辩中的假设之辞，并不反映嵇康本人对《六经》和仁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