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释私论》里，嵇康为君子人格赋予了新的内涵。针对以既有的道德规范所规定的是非、善恶为评判标准的传统，嵇康提出了自己的评价尺度：

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1]

君子内不存矜尚之心，外不为所欲束缚。没有对外在尊荣的企慕，则能不以名教的是非为是非，任心直行；不为所欲束缚，则能依固有的品性而顺通万物之情。心有所企慕，便生种种伪饰；情有所束缚，则有偏暗之蔽。两者都是“私”的根源。有私就会“匿情”“违道”，从而背离君子之道。以往对嵇康的研究，总在刻意凸显其“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以之为魏晋玄学关于自然与名教问题的思想发展的一个阶段。这样的观点，实际是对思想发展中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的僵化理解和误用。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不是简单地反对名教，而是要在自然的基础上对名教做重新的估价。每个时代的哲学，都既是价值的守护，又是价值的重估。

嵇康并不是要取消是非的判断，而是认为措意于是非，反而会错失是非之正：

君子之行贤也，不察于有度而后行也。〔任〕心无邪，不议于善而后正也。显情无措，不论于是而后为也。是故傲然忘贤，而贤与度会；忽然任心，而心与善遇；傥然无措，而事与是俱也。[2]

不措意于外在的规范和尺度，才能不受与之相关的毁誉的影响，从而使自己的注意力真正用到事情本身上。以无私之心照察客观的物情，则“心与善遇”“事与是俱”。

是非本就难言。只有深入体察其用心所在，与其言行相参照，才能做出公正的判断。对此，嵇康论曰：

然事亦有似非而非非，类是而非是者。不可不察也。故变通之机，或有矜以至让，贪以致廉，愚以成智，忍以济仁。然矜吝之时，不可谓无廉；〔猜〕忍之形，不可谓无仁，此似非而非非者也。或谗言似信，不可谓有诚；激盗似忠，不可谓无私，此类是而非是也。故乃论其用心，定其所趣，执其辞〔以〕准其〔理〕，察其情以寻其变，肆乎所始，〔明〕其所终，则夫行私之情，不得因乎似非而容其非；淑亮之心，不得蹈乎似是而负其是。[3]

公正的是非评判，才能使“行私者”无所冀望、“立公者”无所顾忌。“行私者”无从遂其私心，也就有了改正的愿望；“立公者”不必忌惮他人的猜疑，自然可以行之无疑。善者直行其善，恶者思改其过。天下大治的图景就在其中了。

在嵇康看来，善恶的根本分别在于公私之辨，而非外在的种种规矩准绳。所以，他说：“夫公私者，成败之途，而吉凶之门乎。”[4]以公私为是非善恶的根本，是嵇康会通儒道的关键所在。

[1]《嵇康集校注》，第402页。

[2]《嵇康集校注》，第403页。

[3]《嵇康集校注》，第404页。

[4]同上书，第4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