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象《庄子注》有大量文句和向秀《庄子注》是一致的，因此郭象《庄子注》最大的麻烦就是抄袭问题。

仅《晋书》就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按照《晋书·郭象传》的说法，好像确定无疑是抄袭：

先是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统。向秀于旧注外而为解义，妙演奇致，大畅玄风，惟《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义零落，然颇有别本迁流。象为人行薄，以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点定文句而已。其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1]

那时候注《庄子》是流行的风尚，唯独向秀的注本超脱旧有的藩篱，能够解析其中妙处，使当时的魏晋新学风又一次得到了发扬。但是向秀的《庄子注》没有完成，《秋水》《至乐》两篇注解没来得及成文，向秀就去世了。据说向秀去世的时候儿子年幼，所以稿子就流散出去了。而郭象为人浮薄，以为向秀的注不传于世，就“窃以为己注”。郭象唯一的贡献是把剩下的两篇注完了，其他文本不过是点定文句。后来向秀注的另一传本流传出来，大家一比较，才知道郭象是抄的。《郭象传》看起来言之凿凿，但是完全经不起推敲。其一，《世说新语》有一段记载说，向秀要注《庄子》，去跟嵇康、吕安聊，这两人嘲笑他：“那书也要注吗？不如喝酒作乐。”结果向秀回去认认真真用功，注好了拿给他们看，嵇、吕二人惊曰“庄周不死”，说向秀真正揭示出了庄子哲学的精神。[2]向秀的《庄子注》既然是嵇康、吕安等人看过的，应该流传甚广。其二，向秀去世的时候，儿子已经不小了，这一点王晓毅教授做过考证，所以应该不会出现所谓“其义零落”的情况。

关于向、郭二注的另一种说法，在《晋书·向秀传》中：

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世才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旨统也，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广之，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3]

这段话前面说的是向秀注影响之大，后面则说郭象注是对向秀注的“述而广之”。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郭象的抄袭似乎都是定论。宋人普遍说郭象抄袭，明清两代也大体如此，虽然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持此说。近代以来，大部分学者都对抄袭的说法持否定态度，最具代表性的是汤用彤先生和冯友兰先生。在《经典释文》和《列子》张湛注中还保留有向秀注的佚文。其中涉及向、郭《庄子》注的引文经常是以这样的形式出现的：“向曰”“郭曰”“向郭曰”。在讲“向曰”“郭曰”的时候，向秀和郭象的讲法就有明显不同，只有在说“向郭曰”的场合下，两者的讲法才基本一致。这至少说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向秀注和郭象注是并行的。汤一介先生在《郭象与魏晋玄学》里指出：虽然向秀注已经散佚，但是向秀的《难养生论》却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从《难养生论》看，向秀的思想与郭象的哲学是有着根本区别的。王叔岷在《庄学管窥》中详细比较了向、郭的异同。分别出四种情况：（1）向秀有注、郭象无注的情况；（2）向注、郭注完全不同的情况；（3）二者近似的情况；（4）二者完全一致的情况。王叔岷发现第四种情况出现得非常少，而且大部分是字义训诂方面的。基于上述研究，“窃以为己注”的说法应该是不能成立的。

如果说郭象注是对向秀注的“述而广之”，那么，如何理解这里所说的“述而广之”呢？在我看来，郭象的注释是对向秀注的某种“重构”。也就是说，他使用了向秀注中的某些文句，但却将其放置在自己的思想架构中。那个时候没有著作权的问题，书籍之间的相互引用非常自由：我觉得你这句话解释得好，就直接引用了，但却是用来表达我自己的整体理解和思想主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