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弼的部分我们讲过，《老子注》最大的问题在于如何解决文本的多义性。而郭象《庄子注》最难的则是如何赋予文本统一性的问题。因为《庄子》文本繁杂，且成篇年代不同。根据刘笑敢的研究，内篇大概成于战国中前期，外杂篇则大都是战国晚期的作品。一般说来，内篇应该出自庄子本人；而外杂篇应该不是庄子本人所作，而是出于庄子后学。作者的多元所带来的思想不统一，在《庄子》中非常明显。比如孔子的形象，在内七篇中孔子的形象基本是正面的，而外杂篇中就颇多诋毁。

其实古代大部分注家从文风、思想深度等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出内外杂篇非一人所作。但郭象对《庄子》的一个基本理解是，他选定的内外杂三十三篇都是庄子本人的作品。这个认识非常麻烦，因为他要把不同作者的书硬当成同一个人的作品来解释。所以郭象注释要面临的文本问题是：面对如此多的相互矛盾，如何赋予文本以统一性。为此，郭象以“寄言出意”的说法给出了解决。

汤用彤先生曾经将使魏晋玄学得以成立的“新眼光、新方法”归结为“言不尽意”。冯友兰先生则认为魏晋玄学的新方法是“辨名析理”，而“辨名析理”的具体体现之一就是郭象讲的“寄言出意”。“辨名析理”出自《庄子·天下》篇最后一章的郭象注：

昔吾未览《庄子》，尝闻论者争夫尺捶连环之意，而皆云庄生之言，遂以庄生为辩者之流。案此篇较评诸子，至于此章，则曰其道舛驳，其言不中，乃知道听途说之伤实也。吾意亦谓无经国体致，真所谓无用之谈也。然膏粱之子，均之戏豫，或倦于典言，而能辨名析理，以宣其气，以系其思，流于后世，使性不邪淫，不犹贤于博弈者乎！故存而不论，以贻好事也。[4]

很明显，这里的“辨名析理”讲的是名家。郭象在结尾处说：本来我以为庄子是“辨名析理”之人，结果读完《庄子》发现庄子是有思想实质的，不是无聊的文字游戏。“辨名析理”在郭象这里无疑是贬义词，是使那些游手好闲、无所寄托的人不去作奸犯科的思辨消遣。郭象批评“辨名析理”这类无关现实政治的玄谈，是要强调 “经国体致”，也就是“内圣外王”之道。用“辨名析理”来概括包含郭象在内的魏晋新学风，显然是错误的。

“寄言出意”是否是魏晋玄学的统一方法呢？显然不是。“寄言出意”仅仅是郭象为了赋予《庄子》这一特定文本以文本统一性创造出来的。“寄言出意”用得最多的地方，是解释《庄子》里面大段诋毁孔子的内容。“寄言出意”的讲法旨在说明，《庄子》表面是骂了，实际不是这个意思。“寄言出意”作为解释学方法，虽然很多地方明显地扭曲了文义，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么多的扭曲勾勒出的庄子思想的整体肖像，竟然并不背离庄子的精神旨趣。关于如何解读《庄子》，郭象说：

达观之士，宜要其会归而遗其所寄，不足事事曲与生说。自不害其弘旨，皆可略之耳。[5]

真正有理解力的人读《庄子》，应该关注它的宗旨，而遗忘它所寄托的言语。郭象这种理解《庄子》的根本态度，并不是没根由的。因为庄子本人的文字风格就有游戏的态度，所谓“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庄子·寓言》）。对于一本满纸寓言的书，的确不能在字面意思上太较真儿。郭象“寄言出意”的解释方法，可以说把握住了《庄子》的基本精神。正因为如此，“寄言出意”的方法也就不能用于其他经典的解释，比如《论语》和《老子》。《老子》没有寓言，《论语》通篇都是庄重的说话。以“寄言出意”这一特定的解释学方法作为魏晋新学风的一般特点，是不能成立的。

[1]《晋书》，第1397页。

[2]“后秀将注《庄子》，先以告康、安，康、安咸曰：‘此书讵复须注？徒弃人作乐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尔故复胜不？’安乃惊曰：‘庄周不死矣！’”《世说新语校笺》注文，第111页。

[3]《晋书》，第1374页。

[4]《庄子集释》，第1114页。引文略有改动。

[5]《庄子集释》，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