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所有事物的可能性的边界，是从事物产生的这一刻就内在地蕴涵在事物当中、并包含在其后来发展的整个历程里的，没有也不可能有真正额外添加的东西。虽然看起来，一个人的能力从无到有，是外面添加的，但是这个过程实际上是自己的内在可能性的实现过程。在郭象看来，这一内在可能性的界限是从事物产生的那一刻就确定了的，是无法超越的。而这就是“性分”。

在郭象那里，“性分”是和“理”联系在一起的。在注释《逍遥游》的“水浅而舟大也”一句时，郭象说：

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极，各足称事，其济一也。[12]

每个事物都有它固定不移的本分，都有它不可超越的可能性的边界。比如，我们每个人的出生和生长的起点，都是给定的、不可选择的，不论我们如何超越自己，每一次的超越中也都包含着这一给定的起点。不仅起点是给定的，我们的成长也有确定不移的界限和本分。这个道理也可以在我们的生活经验中得到印证：一个人如果能比较早地认识到自己才分的边界、比较早地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就更有可能找到恰当的自我实现的道路。

这一确定的本分从何而来？只能是“自生”——不得不然又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对于《德充符》“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一节，郭象注曰：

凡所有者，凡所无者，凡所为者，凡所遇者，皆非我也，理自尔耳。[13]

不论是有还是无，是主动的营为还是偶然的遭遇，都不是我之主观所能掌控的，而是出于理的不由自主的自然。

那些超出“至分”之外的东西，都是飘浮无根的。在《齐物论》“游乎尘垢之外”一节注释中，郭象说：

凡非真性，皆尘垢也。[14]

只要不是内在本性当中、至分定极之内的，都是尘垢。我们可以把“尘垢”理解为生活中那些抽象的可能性。这种抽象的可能性非但不可能实现，反而会干扰现实的可能性。一个人活得恍惚，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干什么和该干什么，就是蒙蔽于“尘垢”的表现。

“理”与“性分”，是一切事物不可逃避也不可添加的。《养生主》“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注曰：

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15]

万物的自然的、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的本性，是其“至分”和“定极”，不可改易，也无从加减。“分”是一个非常儒家的概念。儒家讲仁、义、礼、智的时候，强调的就是每个人对其“本分”的醒觉和承担。郭象的这一思想，是对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会通。他强调本分的不可改移，正是要人们充分认识到自己的本分。

既然每个人的天性所受的本分不可逃也不可加，是不是这种天性所受的本分就能够自然而然地在人的行为中充分实现呢？如果能够自然而然地充分实现，世界上就应该没有不饱满的人生和错乱冲突的社会了。如果每个人的至分、定极都能自然而然地实现，那么这个世界一定是和谐的、各安其分的，一定是每个人都充分地展现自己的最好的、最充分的可能性的。但实际上不是这样。那么，人的天性所受的本分怎么才能实现呢？实现这本分需不需要人的主动性呢？如果需要人的主动性，是不是就违背了道家顺任自然的精神呢？郭象在《人间世》“托不得已以养中”一节的注释中说：

任理之必然者，中庸之符全矣，斯接物之至者也。[16]

在郭象那里，“任”也是主动性的体现。人之所以不能充分实现自己的至分、定极、真性，就在于错认了自己的本性，放弃了主动地顺任这一能够让人的本性、本分充分实现的方式。主动的顺任姿态源于对自己的定极、至分的理解。听任理之必然在生命中充分展开，同时也是“中庸”之德的完整体现。这里，郭象又把“理”和“性分”与儒家的“中庸”观念联系起来。

郭象对“理”与“性分”的强调，是不是否认了人的发展的可能呢？按照老庄的思想，人是既无发展的必要，也无发展的可能的。但在郭象那里，自然和人为是可以统一的。一定范围内的人为也可以视为自然——按照我们的可能性自然展开的行为，依然是在理与性分之内的，比如技能的习得、性格的砥砺。作为内在可能性的定极、至分是很难把握的，因为它们的边界是不确定的。哪些能力是我们拥有的，哪些东西是我们能够达到的，是需要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