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不仅着眼于自我的修养，还着眼于对他人的安顿。教与学是儒家思想的枢纽与把柄，即发挥作用的着手点。在个人层面发挥作用，要靠自我教化；在社会国家层面发挥作用，要靠风俗教化。圣人不仅是君子修身进德的榜样，还是治理教化的源头。圣人发现了治理的原则与人类的根本价值，这些原则和价值还得体现为具体的治理方法和措施，这就引出了教化与治理的问题。我们首先看社会层面的风俗教化问题：

（一）师道

《通书·师》这一章专门讲师道：

“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惟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故圣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恶，自至其中而止矣。[1]

因为太极有阴阳，阴阳体现为刚柔，所以人具体的性情上就体现出了刚柔之别。刚和柔皆有善有恶。刚善体现“为义，为直，为断，为严毅，为干固”，刚恶则表现为“猛”“隘”“强梁”；柔善则“为慈，为顺，为巽”，柔恶则“懦弱”“无断”“邪佞”。[2]个人修养和社会国家的教化，无非是要引导刚柔善恶，使之“中而已矣”。那么刚柔怎样才能得中呢？这就需要圣人立教，使人自己改过。虽然需要教化的引导，但真正的主动性依然在人自身。因此他后面一章说“必有耻，则可教”[3]，一个人必是自身想要改变，外面的帮助才能施加进去。

（二）纯心

纯心强调的是君主的修身。按照周敦颐的理解，任何好的治理都必须有贤才，有有德的人才，即“贤才辅则天下治”[4]。有贤才辅佐，天下才可能治理好。而要想得到贤才的辅佐，君主必须“以纯心为要”，纯心就是强调自我的修养，强调在视听、动静、行为当中没有任何地方违背仁义礼智的原则。所有的行为都不违背仁义礼智，就叫作纯心。

（三）礼乐

周敦颐非常重视礼乐的作用。关于“礼”，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发明：“礼，理也。”什么叫作礼？合道理的行为就叫作礼。在这个地方我们须注意，他实际上是要为儒家的“礼”找到一个背后的道理的根源。由此可见，宋明道学或者宋明理学是儒家理性主义精神的发扬。我近来常讲，儒家本质上就是合道理的生活方式，符合人的本质的生活道路。在我看来，道德或不道德的分别就在于行为的合道理或不合道理，所有行为的背后都有它的道理。当然，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有理，那么怎么来判别有理和无理呢？这不是我们这节课能够讲清楚的，后面讲朱子哲学的时候我们再详细讲。至于“乐”，周敦颐说：“乐，和也。”“乐，和也”是《礼记·乐记》当中一直强调的。周子虽然强调“和”，但他更强调礼的优先性，礼先乐后，先谈礼才能谈乐。我们知道，这样的思想是对《论语》“礼之用，和为贵”的一个发挥。在《通书》当中，周敦颐特别重视乐的作用。与“乐”有关的一共有三章，即《乐上》《乐中》《乐下》。其中主要讲两个方面：第一，乐以正为本。再好的乐都源自于治理，和谐的音乐一定来自于好的治理，没有好的治理一定不会有乐之和。第二，好的乐一定是“淡而不伤”“和而不淫”的，《论语》里讲“哀而不伤”，这里讲“淡而不伤”。在周敦颐看来，淡与和是好的乐的标准，这是儒家基本的艺术观点。儒家从来不讲艺术要以美为核心，周敦颐有这样一句感慨：“乐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代的乐是用来平正人心的，今天反而用来助长人们过分的欲望；“古以宣化，今以长怨”[5]，古代的乐是用来宣扬政教的，今天却让人们相互怨恨。

（四）用刑

可能与他的基层司法经验有关，周敦颐特别强调刑的重要性。事实上这也符合儒家基本精神，即礼乐政刑，缺一不可。他说：

天以春生万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则过焉，故得秋以成。圣人之法天，以政养万民，肃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动情胜，利害相攻，不止则贼灭无伦焉。故得刑以治。[6]

在周敦颐看来，这个世界不可能只有春天没有秋天，刑就是秋天。如果没有秋天，万物就一定会过度生长，过度生长是不行的。一般的老百姓欲动情胜，他的情跟欲都自然而然地趋于过度，这样一来就会贼灭人伦，所以不用刑来加以制止的话，最终会导致贼灭人伦的后果。这其实也是儒家的基本观念。《礼记·乐记》讲“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也是同样的意思。

（五）志学

周敦颐的作品看似零散，但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宋明理学的基本架构在他的思想中已经完整出现了。志学这部分实际上对应的就是修养功夫的部分。学要立志，立志的标准是“圣希天”，圣人追求的是天的境界；“贤希圣”，贤人追求的是圣人的境界；“士希贤”，一般的士人追求的是贤人的境界。[7]周敦颐有两句话特别重要，其中提出了儒家士大夫的理想和目标：“志伊尹之所志”，因为这个世界需要圣人来治理，即使没有圣人出来也得有贤人出来；“学颜子之所学”，这是他为儒者确立的目标和理想。[8]在他看来，士大夫应以此为目的。这个世界总需要有道义的担当者，总需要有智慧的担当者，总需要不断地有人出来担当。每隔数百年，如果一个文明不出现伟大的哲学家，这个文明离没落就不远了。在我看来，哲学就是一种根源性的谈道理的方式，一个伟大哲学家出现以后的数百年乃至数千年，人们谈道理的方式都会受到他的深刻影响。你只能按照这些大哲学家的方式来谈道理，否则别人会认为你不讲道理。为什么《孟子》最后一章讲“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是我们这个文明的基本命运，每隔数百年一定会出伟大的圣人。但是怎么能成为圣人呢？不同的人对圣人的理解不一样。在《通书·圣学》篇里面，周敦颐提出了“圣可学”的观念，圣人是可以努力地通过学习来达到的。怎么才能达到圣人，怎么才能学成圣人？周敦颐说：“一为要”，一是学为圣人的根本，一就是纯一、专一的意思。但不能只讲专一，如果只讲专一，那我专一于赌博怎么办？所以，周敦颐接下来讲，“一者无欲也”。怎么理解“欲”这个字呢？在宋明道学的传统里，欲一般都是指过度的欲望，逾越了自己本分的欲望。“无欲则静虚、动直”，无欲的结果是静则虚，动则直，无论动还是静，都能够做到公平。“静虚”的效果是“明”，明自然通达，所以“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正的人才能博大，即周敦颐说的“溥”，“公则溥”。没有过度的欲望，每个人只专注自己本分的事儿，因为不过度，所以不在“欲”的范畴。不能把无欲理解为没有欲求，那样就成禅宗了。因为没有过分的欲望，所以我们能虚静，静则虚，虚就是内心中没有任何成见，有成见就不再虚了。而因为没有任何成见，所以你能够客观地、如实地看待事物，因此就明通。直则无私念，无私念所以公平，公平才能够真正做到博大。

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周敦颐的思想从本体论到政治思想再到功夫论，是有一个相当完整的架构的。《太极图说》和《通书》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朴素、明达、理性的哲学建构的努力，而且这一哲学建构是以哲学写作的方式来完成的。周敦颐不像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那样，以注疏的方式来思考和写作，他的哲学著作是以原创的形态出现的。《太极图说》和《通书》里闪耀出的那种朴素、明达、理性的光芒对后来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因此将周敦颐视为宋明理学的奠基者。可以说到了周敦颐这里，中晚唐以来的儒学复兴运动才真正达到了理论建设的高度。

[1]《周敦颐集》，第20页。

[2]同上。

[3]同上书，第21页。

[4]《周敦颐集》，第24页。

[5]《周敦颐集》，第30页。

[6]同上书，第41页。

[7]《周敦颐集》，第22页。

[8]同上书，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