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物是邵雍对待世界的一个基本态度，他的整个人生态度首先建立在静观明理上。朱子说：“邵康节，看这人须极会处置事，被他神闲气定，不动声气，须处置得精明。他气质本来清明，又养得来纯厚，又不曾枉用了心。他用那心时，都在紧要上用。被他静极了，看得天下之事理精明。尝于百原深山中辟书斋，独处其中。王胜之常乘月访之，必见其灯下正襟危坐，虽夜深亦如之。若不是养得至静之极，如何见得道理如此精明！”[1]邵雍常常讲自己的观物之乐，天下所有的事情都不能跟静观万物的快乐相比。

观物的态度是一种非常客观冷静的态度，甚至我们会觉得他有一点过分地冷静和客观，他要把一切主观的人的情感的因素都清除掉：

天所以谓之观物者，非以目观之也。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也，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圣人之所以能一万物之情者，谓其圣人之能反观也。所以谓之反观者，不以我观物也。不以我观物者，以物观物之谓也。既能以物观物，又安有我于其间哉！[2]

“天所以谓之观物者”，不是用眼睛来观，而是用心来观；进而不是用心来观，而是以理来观。“观之以理”这个“理”字不是说通过一个抽象的观念来看事物，而是如实地、客观地来面对事情。因为有人的主观意识发挥在其中的时候，我们就有自己的爱憎的情感，有了爱憎的情感我们就不能冷静地、客观地来看待事物。所以在讲到圣人的特殊性的时候，他说“圣人之观”与一般人的“观”的不同就在于圣人能够“反观”，“反观”的意思就是不以我观物，而“以物观物”。“以物观物”就是一个“物各付物”的意思，就是真正地如实地看到事物本来的样子，这是观物的基本原则。这样一种静观的态度恰恰是他了解世间万物之理的一个基本的态度。

“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3]邵雍在很多地方都强调“以物观物”和“以我观物”的不同，他用“性”和“情”两个字来区别“以我观物”和“以物观物”：“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在邵雍的哲学话语当中，性、命、理之间是有同一性的，在我身上就是性，在物身上就是理。“以物观物”就属性，“以我观物”就属情。人有了爱憎，喜欢的时候就蒙上了一种光彩，不喜欢的时候这种光彩就消失，就转生出一种晦暗来。爱憎会影响我们看事物的客观性。“性公而明”，“公而明”就是观世间万物的正确态度；“情偏而暗”，就不再能够看清事物。北宋道学家普遍强调一种公的态度，比如程颐以“公”字言仁。只有不掺杂人的情感要素，才有可能按照其本来的样子来看待事物。

在邵雍的观物思想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庄子的影响。邵雍对庄子评价是比较高的。在讲《庄子》“濠上观鱼”一章时，他说这就是人能够尽性的结果。人能够尽己之性就能够通物之性，能够尽己之情就能够通物之情。[4]

是知以道观性，以性观心，以心观身，以身观物，治则治矣，然犹未离乎害者也。不若以道观道，以性观性，以心观心，以身观身，以物观物，则虽欲相伤，其可得乎！若然，则以家观家，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亦从而可知之矣。[5]

只有“以道观道，以性观性，以心观心，以身观身，以物观物”，才不会对所观的对象造成影响。而如果“以道观性，以性观心，以心观身，以身观物”，虽然其所观亦成条理，却难免对所观者带来伤害。这里凸显出一层无我的意思。当然，邵雍的无我与佛教的无我不同，是一种很朴素的态度。他说：“易地而处，则无我也。”[6]我们能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来思考，就能超越我们的私我，能这样做就是“无我”。基于这样的“无我”立场的冷静客观的态度，构成了邵雍认知世界的基础。

[1]《朱子语类》，第2543页。

[2]《邵雍集》，第49页。

[3]《邵雍集》，第152页。

[4]同上书，第163页。

[5]同上书，第180页。

[6]《邵雍集》，第1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