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说：

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伯冬也。……唐季诸镇之伯，日月之余光也。后五代之伯，日未出之星也。自帝尧至于今，上下三千余年，前后百有余世，书传可明纪者，四海之内，九州之间，其间或合或离，或治或隳，或强或羸，或唱或随，未始有兼世而能一其风俗者。吁，古者谓三十年为一世，岂徒然哉？……惜乎时无百年之世，世无百年之人，比其有代，则贤之与不肖，何止于相半也？时之难不其然乎？人之难不其然乎？[14]

治世常少而乱世常多，历史发展又在一个必然的递降的过程中。为什么治世如此之难呢？在帝尧以来的三千余年里，没有能维系六七十年（兼世）的治世。古人把三十年当作一世，这难道是偶然的吗？一世三十年，其实就是一代人的有效工作时间。人即使能活到七八十岁，真正能发挥作用的时间也不过三四十年。“时无百年之世，世无百年之人”，一代良法美治之所以难以长期维系，原因即在于此。

对于《论语》里的“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邵雍给出自己的阐释：

仲尼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自极乱至于极治，必三变矣。三皇之法无杀，五伯之法无生。伯一变至于王矣，王一变至于帝矣，帝一变至于皇矣。其于生也，非百年而何？[15]

在邵雍看来，由极乱到大治，可三变而成。伯用心经营三十年就可以转为王道，王用心经营三十年就可以转为帝道，帝用心经营三十年则成皇道。刚好是百年左右。但可惜的是，治世的原则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代向左，一代向右。治理的原则总是没有办法延续。所以祖宗常少而子孙常多，治世常少而乱世常多。

《观物内篇》最后讲到的是士农工商。士农工商这个等级顺序讲的是治理的结果，也就是说在什么的治理之下，百姓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最高的是士，最低的是商。士农工商自乘，从而细分为十六个等级：最高的是士士，最低的是商商。商商就是商人的平方，也就是市侩的极致。到了这个部分，前面讲的走飞草木，变成了飞走木草。飞走木草自乘，就形成飞飞到草草这样一个等级的序列。士士是巨民，商商是细民，其实也就是更详尽的大人与小人的分别。飞飞是巨物，草草是细物。

总体上讲，《观物内篇》偏向于静，偏向于体。这个静和体不是说没有变化，没有衍生，没有发展，而是说它更多地强调一种客观的像春夏秋冬一样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这样的必然趋势在邵雍那里被理解为静的，属体。在必然的趋势面前，人的能动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只能顺应时势。这种态度跟二程有别。二程强调时势的转化，而邵雍是强调顺应的。在邵雍那里，最高的能动性就是“以经法天”。[16]

[1]《朱子语类》，第2546页。

[2]《邵雍集》，第1页。

[3]同上书，第2页。

[4]同上。

[5]《邵雍集》，第3页。

[6]同上书，第4页。

[7]《邵雍集》，第11页。

[8]《邵雍集》，第159页。

[9]同上书，第166页。

[10]“先君病且革，乡人聚议后事于后，有欲葬近洛城者。时先君卧正寝，已知之曰：‘祇从伊川先茔可也。’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无以致力，愿先生自主张。’先君曰：‘平生学道，固至此矣，然亦无可主张。’伊川犹相问难不已，先君戏之曰：‘正叔可谓生姜树头生，必是生姜树头出也。’伊川曰：‘从此与先生诀矣，更有可以见告者乎？’先君声气已微，举张两手以示之。伊川曰：‘何谓也？’先君曰：‘面前路径常令宽，路径窄则自无着身处，况能使人行也。”邵伯温：《易学辨惑》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另见《八朝名臣言行录》，《朱子全书》（第十二册），第850页。

[11]《邵雍集》，第166页。

[12]同上书，第35页。

[13]《皇极经世书》卷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邵雍集》，第39页。

[15]《邵雍集》，第32—33页。

[16]《皇极经世书》卷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