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们来讲邵雍哲学中的用。这个部分我以“用因三尽”来概括。“三”这个数字把圆的概念引入进来。算法里常常讲“径一围三”[1]。邵雍将八卦纳入到三的系统：

体者八变，用者六变。是以八卦之象，不易者四，反易者二，以六卦变而成八也。[2]

八卦显然是二乘四。但邵雍把对反的两卦算为一卦，震艮、巽兑，加上不变的乾坤坎离，就成了六。“体者八变，用者六变”，六是二乘三，三这个数字出来了。八卦是二的三次方，六十四卦是二的六次方，都跟三这个数字有关。将《周易》纳入到三的系统，也就凸显出了《周易》的用的品格。邵雍是强调主体性的。朱子曾说：“康节煞有好说话，《近思录》不曾取入。近看《文鉴》编康节诗，不知怎生‘天向一中分造化，人于心上起经纶’底诗却不编入。”[3]这里显然有对吕祖谦的批评。经纶就是人的主体性的调动和发挥。“起震终艮一节，明文王八卦也；天地定位一节，明伏羲八卦也。”[4]按照邵雍的理解，《周易》的系统有伏羲之易和文王之易。伏羲之易是先天学，文王之易是后天学。先天学在我看来基本上是客观和必然的，到了后天学就有了主观人为。在用《易》《书》《诗》《春秋》建立起来的皇帝王伯的顺序当中，文王在《诗》的位次，恰好是朱子所讲的“二之半”，是转向衰败的阶段。其实在皇和帝两个阶段，没有主观人为是没关系的，因为再坏也坏不到哪儿去，只要顺任时势也就可以了。但是到了王这个阶段就需要人的主动的经纶了。这也正应和了《易传》对《周易》的理解：“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周易·系辞》）文王之《易》作于中古，用于向衰之世。这个《易》与《易》《书》《诗》《春秋》当中的《易》是不一样的。圣人之四府当中的《易》是指伏羲之《易》。邵雍理解《周易》的时候更多的是强调三的用的作用，也就是要强调人的主体性的发挥。

发挥出自己的主体性，不是要人主观地任意妄为。而防止主观地任意妄为的具体方法，就在于他所强调的数的作用。数是有其客观性的：“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5]太极是统一的，所以不动。到了二这个阶段，就有了分别和变动。这里的神，强调的就是动。由神之动而生数。数是象和器的基础和根据。这里的“器”不一定是物。一切治理工具、治理方法、治理原则都可以叫作“器”。数是观物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邵雍强调蓍数、卦数、策数，强调数的自然而然、没有人为掺杂其中的客观性。对文王之《易》中的数的解析，既有对其用的性格的凸显，也有对其客观性的强调。

[1]“圆者径一围三，重之则六；方者径一围四，重之则八也。”《邵雍集》，第87页。

[2]同上书，第52页。

[3]《朱子语类》，第2553页。

[4]《邵雍集》，第139页。

[5]《邵雍集》，第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