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韩愈以来，儒学复兴运动的批判锋芒便指向了佛教。但仅仅批判是远远不够的。批判虽能确立起儒家与佛教的边界，也是自我意识觉醒的标志，但却并不能因此树立起自己的道理。北宋到仁宗朝，虽已“儒统并起”，但总体说来，禅宗依然盛行。佛教不仅有一整套成型的生活方式，背后还有成熟的哲学论证系统。程颢的贡献在于，他在批评佛教的过程中树立了儒学的基本方向，即“自明吾理”[1]，这是对整个儒学复兴运动的一个明确的号召。“自明吾理”，就是要为儒家生活方式确立哲学基础，为合道理的生活方式确立哲学基础。在中国哲学的视野中，哲学的思考始终是与生活安排相关联的。也就是说，我们要不断去探索好的生活安排，而这种好的生活安排背后得有形上学的、哲学的依据。而这依据则根源于对天地自然之理和人的本质的洞察。这样的意识在周敦颐、邵雍那里，我们已经可以隐约地看到，但核心问题毕竟没有被明确提出。“自立吾理”的提出，是程颢的伟大贡献。

程颢对佛教的批判是非常系统的。《二程集》里有这样一则议论：

昨日之会，大率谈禅,使人情思不乐，归而怅恨者久之。此说天下已成风,其何能救！古亦有释氏，盛时尚只是崇设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风，便先言性命道德，先驱了知者，才愈髙明，则陷溺愈深。在某，则才卑德薄，无可奈何他。然据今日次第，便有数孟子，亦无如之何。只看孟子时，杨、墨之害能有甚？况之今日，殊不足言。[2]

士人相聚，皆谈禅学，令程颢怅然久之：这样的学说盛行天下，如何挽救呢？在他看来古代佛教最盛之时，不过是些愚夫愚妇做偶像来崇拜，其危害有限。到了这个时代，佛家先把性命的道理讲了，把有才华、有天分的人都吸引过去，以至于“儒门淡薄，收拾不住”，高者尽入禅门。[3]而且才分越高，其陷溺越深。儒家的道理讲得朴素，天分高的人往往不肯在平实处用力。孟子的时代面对的不过是杨朱、墨翟的思想，杨朱、墨翟的道理根本说不通。杨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稍有见识的人就会知道，如果人人都这么想，那公共的社会生活是无从谈起的。墨子讲要同等程度地爱所有人，道理上说不通，实践上更行不通。因某些特定的机缘，有人毕生践行“兼爱”的道理，这样的奉献精神是值得尊敬的，但作为整体的生活道路是不可能持久的。人生活在时空关系里，有时间就有先后，有空间就有远近，怎么可能同等程度地去爱呢？程颢那个时代面对的是深究性命的佛教。道理讲得精深，为害亦深。连程颢的朋友都有很多是崇信佛法的，可见佛教对士大夫精神的熏染。

程颢继而说：

今日卓然不为此学者，惟范景仁与君实尔，然其所执理，有出于禅学之下者。[4]

“此学”指的是禅学。在程颢的朋友中，只有司马光和范镇能不为禅学所动。但他们所执的道理很多方面又比禅学低。司马光不是思想家，却有思想家的雄心：以《资治通鉴》拟《春秋》，以《温公易说》《太玄注》拟《易传》，发明《潜虚》以拟《易经》。规模很大，道理浅近。司马光作《中庸解》，中间有一句忽然起疑，就去问程颢。程颢说：我觉得你在“天命之谓性”（《中庸》首句）那儿就该有疑问了。[5]程颢说司马光根本读不懂《中庸》，司马光也不以为忤。他对程颢的高明是倾服的。程颢称许司马光、范镇不受佛学影响，但也指出他们所执的道理是不能与佛法相抗衡的。所以，程颢说：“惟当自明吾理，吾理自立，则彼不必与争。”

程颢对佛教的批判不见得都是出于对佛教的正解，但对其根本的批评，还是无法回避的。

程颢说：

佛学只是以生死恐动人。可怪二千年来，无一人觉此，是被他恐动也。圣贤以生死为本分事，无可惧，故不论死生。佛之学为怕死生，故只管说不休。[6]

佛教讲一切皆苦，入手便讲生老病死。《坛经》有一则故事：有人来见六祖，一刻不停地绕着他走。六祖问他：你走什么？他说：“生死事大，无常迅速。”（《坛经·机缘品第七》）生死的确是佛教最关切的问题之一。程颢批评佛教“以生死恐动人”，是有根据的。关于生死，程颢讲：“死之事即生是也。”[7]一切关于死后的说法，都无法验证。无法验证的道理不是道理，只是一种没道理的相信。儒家不在此世之外寻求虚幻的慰藉，而是以最诚实的态度勇敢地面对生命和终将到来的死亡。

佛教追求解脱，要断根尘。解脱是佛家最核心的目标。因此，程颢说佛法“本是利心上得来，故学者亦以利心信之”[8]。佛家思想根子上是一颗自利的心。因为厌苦嗜乐，又发现苦与乐相依，因此要去追求“极乐”。要将苦乐的共同根基——“牵挂”去除，所以以实有的世界为幻相。程颢说：

天地之间，有生便有死，有乐便有哀。释氏所在便须觅一个纤奸打讹处，言免死生，齐烦恼，卒归乎自私。[9]

程子认为烦恼与痛苦是人生无可逃避的内容，而人作为有限者也终有一死，这是人生最真实的本相。不可逃也不必怕。富贵福泽与贫贱忧戚都有可能成为生命的助益，不能因为恐惧、厌恶就斥为幻妄。佛教要去根尘，出发点是要利自己的躯壳，所以程颢说这根本上是一个自私自利的规模。[10]

对于佛教，程颢也不是全盘否定，他认为佛教在很多地方是有所见的，比如对“苦”的分析，指认执着为苦的根源。但一定要走向断根尘的境地，就极端化了。程颢说：

释氏说道，譬之以管窥天，只务直上去，惟见一偏，不见四旁，故皆不能处事。[11]

佛教不是没有看到道理，而是看到的不是道理的整体。其所见局限于一隅。这样一个自私独善的规模，如果只是枯槁山林，无非是这世界上少了一个人。自私独善，总比利欲熏心之徒强得多。但佛教却偏要将不能周普的道理普遍化。如果都按佛教的生活方式生活，都去出了家，那谁来承担社会义务呢？都不承担人类繁衍的义务，人类岂不一代就灭亡了？佛教徒不事生产，靠谁来养活呢？佛教的生活方式是不能普遍化的。所以，程颢说：“释氏谈道，非不上下一贯，观其用处，便作两截。”[12]发用处既分了染净，其本体上必是不能周普的。

佛教强调自己与儒家“心同迹异”，即道理讲的是一致的，只是外在表现不同。程颢认为这种说法“弥近理而大乱真”[13]。儒佛之间迹不同，根本上是因为心不同。程子说：“心迹一也。岂有迹非而心是者也？正如两脚方行，指其心曰：‘我本不欲行，他两脚自行。’”[14]迹是心的表现，哪有外面的表现是错的，心却是对的道理呢？因此对于佛教，只要看到了它形迹上的问题，就可以搁置在一边了：

释氏之学，更不消对圣人之学比较，要之必不同，便可置之。今穷其说，未必能穷得他，比至穷得，自家已化而为释氏矣。今且以迹上观之。佛逃父出家，便绝人伦，只为自家独处于山林，人乡里岂容有此物？[15]

程颢认为不要想研究透佛教之后再去反驳它，因为等你研究透了，你已经为其所化了。对于佛教，要像淫声美色一样远离它。要严于儒佛之辨。一种思想传统过分包容，就会失去自我，失去主体性的自觉。边界意识和主体性是关联在一起的。

[1]“惟当自明吾理，吾理自立，则彼不必与争。”同上书，第38页。

[2]《二程集》，第23页。

[3]见陈善：《扪虱新话》，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9年，第23页。

[4]《二程集》，第25页。

[5]同上书，第425页。

[6]同上书，第3页。

[7]《二程集》，第17页。

[8]同上书，第3页。

[9]同上书，第152页。

[10]“释氏之学，又不可道他不知，亦尽极乎高深，然要之卒归乎自私自利之规模。”同上。

[11]同上书，第138页。

[12]《二程集》，第417页。

[13]《朱子语类》，第1481页。

[14]《二程集》，第3页。

[15]同上书，第1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