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道学的基本概念、逻辑架构和思想共识等方面的建设上，程颢的贡献是奠基性的。通过道学话语的建构，程颢的“自立吾理”得到了具体的落实。

在道学话语的建构上，程颢的贡献体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其一，程颢确立了衡量哲学体系是非对错的基本判准。这一基本判准的确立就为思想的对错确立了明确的标尺。程颢衡量思想对错的根本判准是“一本”。“一本”强调的是一元和普遍。天地万物的基本原理一定是统一的和普遍的。程颢说：

道之外无物，物之外无道，是天地之间无适而非道也。[1]

统一的世界，必然有统一的基本原理。这样的基本原理必定是普遍的。以这一基本原理为根据的各种具体的道理，表面上虽有区别，但都是统一的基本原理的具体实现。“一本”这个概念出自《孟子》。孟子对墨家的最根本的批评，就是指出墨家的“二本”（《孟子·滕文公上》）。道得是适用于所有人，适用于天地万物的。“一本”原则的确立，就为道学设定了更为明确的体系建构的标准：哲学体系一定得是“一元”的，“二元论”只能被看作未完成的哲学。周敦颐、邵雍的哲学，都是一本或一元的。

其二，道学基本概念的提出。程颢说：

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2]

二程的思想虽有传承，但“天理”概念却是自己体贴出来的。“天理”这个词不是二程兄弟的发明，其直接的来源应该是《礼记·乐记》。《礼记·乐记》篇“天理”“人欲”对举，与两宋道学的用法是一致的。如何理解“天理”二字？从程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天”首先强调的是普遍性。“天理”一定是普遍的，遍在于万事万物当中。其次是客观性。“天理”不是人主观造作出来的，而是宇宙万化的实体。《庄子》《韩非子》等先秦典籍中，已经出现了“理”这个概念。《韩非子》中的“理”，指的是物的大小、坚脆、轻重等客观属性。“理”的本意是“治玉”，即通过某些工艺把璞石中潜藏的美玉的纹路显露出来，引申为分别、剖白、使一个东西体现出纹理来的意思。“理”字有一个明显的从动词到名词的过程。由此而来的名词化的“理”，也就自然包含了分别义。“天理”这个词是有动态的分别义的：既是实际体现出的纹理，又有使纹理显露出来的分别作用的含义。由于汉语没有词形变化，所以，在关键的概念上要注意这种动态化的倾向。

“天理”二字是对北宋道学所确立的实体的概括和总结。北宋道学发展出了三个实体概念：周敦颐的“太极诚体”，着眼于实有；张载的“太极神体”，着眼于生生不已的鼓动；二程的“太极理体”。“太极理体”兼有实有和分别二义，等于将前两者熔铸到“天理”概念当中了。正因为如此，“天理”概念提出以后，就渐渐成为道学的核心概念。

其三，对儒家的根本价值——“仁”的深入阐发。陈来老师在《宋明理学》中将程颢的仁总结为三个方面的含义：其一，以一体论仁；其二，以知觉论仁；其三，以生意论仁。其实这三个方面的含义是有内在关联的。天地之生意就是变化的永恒性，这样就把“仁”与天地万物的根基关联起来。生生不已的永恒创造，是所有事物存有的根源。由生意之仁可推出一体之仁：我们保存自身生意的倾向，可以推知一切物类都有同样的倾向。一体之仁又必定体现为对万物生意的真实感知，这种真实感知就是知觉之仁。仁作为儒家的根本价值，在程颢这里就有了天道的基础。

其四，对形上形下的强调。在周敦颐和邵雍的思想里，已经能够看到无形者与有形者的区别。但是由于他们没有强调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分判，可能的哲学思辨的空间就没有确立起来。对形而上、形而下的区别的强调，为道学思想的发展开辟了巨大的思考空间。正是在这一区别的基础上，道器关系、理气关系等哲学问题才有了深入讨论的可能。程颢虽然强调形上形下的概念，但他的思想太过圆融，生怕在道理上分别过甚。所以，原本具有的思想的丰富可能，在他这里并没有充分展开。程颢说：

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须著如此说。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系今与后，己与人。[3]

程颢认为，“形而上者为道，形而下者为器”，说的时候只能这么讲，但在实际上形而上跟形而下是不能分开的。因此说，“器亦道，道亦器”，道跟器是相统一的。程颢虽然强调形而上、形而下的概念，但随即又强调形而上、形而下的无法割裂的关联和统一。这从道理上讲是正确的，但也因此把形上、形下这一分别背后潜藏着的巨大思想空间消弭掉了。

其五，持敬在修养功夫中的核心作用的确立。程颢强调“敬”对于修身的重要性。“敬”与“怕”不同，是不面对任何具体对象的精神凝聚。精神收敛在内，心灵在高度的醒觉当中，因此有对自己的存在状况的清晰感受；与此同时，醒觉的心灵也能够更加清晰地感受他人和外物。程颢说：“诚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4]又说：“敬胜百邪。”[5]“敬”这个字在被遗忘千年以后重新拈出，对于宋明道学的功夫论是至为关键的。

[1]《二程集》，第73页。

[2]同上书，第424页。

[3]《二程集》，第4页。

[4]同上书，第127页。

[5]同上书，第1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