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理，程颢有这样的论述：

天理云者，这一个道理，更有甚穷已？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穷居不损。这上头来，更怎生说得存亡加减？是他元无少欠，百理具备。[1]

首先，天理是普遍的，遍在于一切人和物，而且没有“穷已”之时。其次，天理是客观的，“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事的变化、天下的治乱对天理都不会有任何影响。体认到这天理的人，不会因“大行”或“穷居”这类人生际遇的变化而有所改变。这天理“元无少欠”，一切具体的道理皆由此出。

程颢虽然没有明确论及天理的内涵，但从他的相关论述中，我们可以推论出来：

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己何与焉？至如言“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只是天理自然当如此。人几时与？与则便是私意。有善有恶。善则理当喜，如五服自有一个次第以章显之。恶则理当恶，彼自绝于理，故五刑五用，曷尝容心喜怒于其间哉？……只有一个义理，义之与比。[2]

《尚书》里有“天讨有罪”“天命有德”的说法，似乎在强调天的人格性。程颢对此给出了理性主义的解释：“此都只是天理自然当如此。”天理是自然的，不是人为所能干预的。“善则理当喜”“恶则理当恶”，则凸显出天理当中的应然的含义。而既然“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则天理又是普遍必然的。因此，程颢的天理概念，就兼有自然、必然和应然的含义。这与朱子的天理观念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天理的必然性不是一般意义上客观规律的必然。这里的必然性强调的是一切事物都不在天理之外。天理的充分实现，是需要人的主动性的发挥的。

既然“天理”是无不善的，而且一切具体的道理都源出于天理，那么恶从何而来呢？程颢说：

事有善有恶，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须有美恶，盖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但当察之，不可自入于恶，流于一物。[3]

程颢讲事有善有恶，但无论善恶都是天理。这对于理解他的人性论也非常重要。“天理中物”，自然有美好有不美好的东西。孟子说：“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中国哲学的总体态度是，天地万物无穷无尽，是真正意义上无限的。而所谓“无限”，就是永远无法确定和完成的。这样的无限，总是体现在具体的万事万物当中，是有差别的无限。我们不能说美的东西符合天理，丑的东西不符合天理；也不能说善的东西符合天理，恶的东西不符合天理。但如果恶也符合天理，那岂不是说恶也是应该的？在程颢那里，恶是“自入于恶”，其后果是“流于一物”。当原本普遍的存在，把自己局限在有限内，进而以个体的普遍性遮盖了整体的普遍性，就是恶的。蛇吃鼠、狮子捕捉羚羊，从被捕食者的角度看，捕食者构成了它的否定性要素，但不能说捕食者是恶的。但如果一条蛇不是出于自身保存的目的而伤人，那就是恶了。人要饮食不是恶，但对饮食的铺张、浪费和囤积，就是恶了。人跟物的区别，在于人有更大的普遍性。这点尤其表现在“自反”的能力上。一般的物没有自我反省的能力，所以它不会自己寻求改变，本来如何就是如何。其他的物是受限于环境的，而人则有超越环境的可能。但如果人不能察自己之美恶，为环境所拘蔽而流为一物，就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本质，自入于恶了。只有真正认识到自己既是个体的又是普遍的，才有善的实现的可能。

[1]《二程集》，第31页。

[2]同上书，第30页。

[3]《二程集》，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