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性书》是程颢作品中很著名的一篇。这篇文章的背景是张载写信问程颢：“定性未能不动，犹累于外物。”[1]按张载和二程交游的过程看，这封信应该写于嘉祐三年前后。此时的张载，还没有形成自己完整的体系。

张载为什么要追求定性？这不是任何佛教意义上的问题，而是出自儒家固有脉络。儒家对自主性的关切，是相关讨论产生的根本。在儒家传统语境中，特别是思孟学派的语境中，“在我”与“在外”的分别是至为关键的。“在我”的领域是人自主且必然的领域，而“在外”的范围则是人无法掌控的。如何不为“在外”的东西扰动，是这一问题的关切所在。孟子说“不动心”，即着眼于此。张载的问题是：若一味地追求定性，则难免落入虚寂，无法面对天下的责任；若有外向的关切，则“在外”的种种不免会影响人的自主性的实现。对于张载的困惑，程颢回答说：

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苟以外物为外，牵己而从之，是以己性为有内外也。且以性为随物于外，则当其在外时，何者为在内？是有意于绝外诱，而不知性之无内外也。既以内外为二本，则又乌可遽语定哉？[2]

“定”不是“静”，不是躲在角落里不应接事物才叫定。定是贯通动静的。人们之所以会觉得被外物牵累，是因为人为地分隔了内外。而既然人禀得了普遍的天理，那么，所有的事物就都不在分外。只要有“外”，也就意味着天理不是普遍的。顺承天理的普遍性，人就有了超越自身的有限性的倾向。这种指向无限的普遍性人格，是无内外限隔的：

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3]

圣人“情顺万物”，一方面能将万物都置于自己的分内，另一方面又能依事物的固有本质做有差别的安顿，从而避免了“兼爱”之弊。表面上看，程颢似乎是主张圣人无情的。但他又说：

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是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4]

圣人并非没有喜怒，只是喜怒的根源不出于己，而出于物。圣人之情只是事物客观情态的反映而已。只要有出于自身的爱憎喜怒，就无法做到“廓然而大公”了。圣人通万物之情，不是气质层面的感通，而是根源于对义理的知觉和体认。气质上的感通总是有所偏倚的，只有从义理的当然出发，才能实现“物各付物”的公道。“情顺万事而无情”针对的恰恰是将仁理解为恻隐之类的情感的偏失。仁者之“浑然与物同体”是义理层面的知和觉，而非情感意义上的关联感通。

[1]《二程集》，第460页。

[2]同上。

[3]《二程集》，第460页。

[4]同上书，第4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