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字子厚，出生于公元1020年，去世于1077年。世居大梁（河南开封），因其父卒于涪州任上，张载兄弟二人在扶柩归乡的途中资斧罄尽，就停留在陕西凤翔府眉县横渠镇。因其长期在横渠镇讲学，所以世称横渠先生。张载生平有几个重要的转折：一、二十一岁时上书谒见范仲淹。张载年轻的时候倜傥豪爽，常以军功自任，甚至曾想纠结义兵取洮西之地。据说，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因此，赠其《中庸》一篇，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范仲淹对张载的印象究竟如何我们无从得知，但谒见范仲淹这件事本身在张载自己的思想发展历程中非常重要。张载回去读《中庸》，觉得美则美矣，但根本的道理似乎并没有讲透。于是“访诸释老”，经过多年探究，“知无所得”，又反归六经。[1]这是他成学的第一个阶段。二、三十六岁时开始与二程兄弟往来。据记载，嘉祐元年，张载到开封准备第二年的科举。他在一寺庙坐虎皮之上讲《周易》，“听从者甚众”。某天晚上二程兄弟来访。张载和二程一晚长谈后，第二天撤去虎皮，跟听者说：我平时跟你们讲的都是瞎说，你们去跟二程兄弟学。[2]这是他成学的第二阶段。关于张载见二程以后的思想变化，有两种说法：一曰“尽弃其学而学焉”[3]，一曰“尽弃异学，淳如也”[4]。伊川对前一种说法提出了极为严厉的批评。但张载的思想受到了二程的深刻影响，是不争的事实。三、晚年在横渠镇讲学的七年。从嘉祐元年见二程一直到熙宁三年这段时间，是张载思想的形成期，其思想总体上笼罩在二程的影响之下。这种情况直到张载晚年写作《正蒙》时，才有了根本的改变。熙宁九年张载复出，在开封见到程颢。两人议论不合，以致张载写信给程颐，请他来做评判。由此可见双方的思想分歧。现在《二程集》中有一卷《洛阳议论》，是张载与二程最后的交往记录。在《洛阳议论》里，张载和二程已经基本上不谈哲学问题，只能就井田、礼制等方面的细节相与讲论。虽然他们的哲学指向的方向是一致的——为儒家的生活方式奠定哲学基础，但哲学体系已经有了根本的不同。

张载真正的思想成熟期，是熙宁三年至熙宁九年这七年时间。据记载，张载在这段时间“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每天“左右简编”。[5]张载哲学思考的功夫很特别，主要靠写作。在他看来“写”是一种功夫，因为心跟文字是分不开的：一个人道理说不通、文字有问题，一定是因为心有问题。他写作的方式是“立数千题”，也就是先定几千个思考的题目，在题目下面写下心得，然后就不断地修改。他的观点是：“改得一字，即是进得一字。”所以，“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6]程颢听说了以后说：“子厚却如此不熟。”[7]明道觉得横渠的道理还是没想透，若思想纯熟又怎会怕忘记？明道思想成熟太早，他一向资质高明，不屑于下这种苦功夫。而张载是一个鲁钝的思想家。他评价自己说：我这个人不是高明的人，“明者举目皆见”，“昏者观一物必贮目于一”。昏者就是眼睛近视。眼睛好的人，一抬头四周就看得清清楚楚，近视的人看东西时，得盯着一个东西才能看明白。张载知道自己并不是一个根器极高的人。他讲自己：我这个人资质不行，屡年所得，也就好像“穿窬之盗”[8]，偶尔偷得了些什么。直到晚年，张载才对自己的哲学有了完全的自信，他曾说：近年来，常常一两年间一个字都改不动，看来这道理是真正立得住了。而《正蒙》一书，就是在这样“苦心极力”的写作实践中完成的。张载最著名的作品《西铭》，后来也被收入《正蒙》当中。二程对《西铭》极为表彰，以为孟子以后，学者都没有达到这样的见识。程颢讲：“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语”[9]，所以二程门下入手功夫就是先读《西铭》。正是通过这样严密的写作实践，张载的哲学在体系化的完成度上才达到了北宋的巅峰。

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张载的一生：思学并进，德智日新。张载去世后，朋友们私谥之曰“明诚夫子”，“自明诚”是张载的自我期许，也是时人的共识。二程评价张载是“勇于造道”[10]，赞扬他勇于求索，达到了对大道的体察。他曾作过一首诗：“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愿学新心养新德，旋随新叶起新知。”[11]这首诗是对芭蕉这一典型的佛教喻象的强力翻转——将喻指空无的意象扭转为生生日新的象征。而无论是意象本身，还是写作的方向和力度，这首诗都可以作为张载一生的写照。

[1]参见《宋史·张载传》，《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385—386页。

[2]同上书，第386页。

[3]参见《二程集》，第414—415页。

[4]《张载集》，第386页。

[5]参见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同上书，第383页。

[6]参见《宋史·张载传》，同上书，第386页。

[7]《二程集》，第427页。

[8]《张载集》，第288页。

[9]《二程集》，第39页。

[10]“问：‘《西铭》如何？’明道曰：‘此横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尽时如何？’曰：‘圣人也。’‘横渠能充尽否？’曰：‘言有两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说自己事，如圣人言圣人事也。造道之言则智足以知此，如贤人说圣人事也。横渠道尽高，言尽醇，自孟子后，儒者都无他见识。’”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71页。

[11]《芭蕉》，《张载集》，第3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