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子哲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严格了形上与形下的区分。周敦颐、邵雍、张载等人都有区分形而上、形而下的思想，但他们并没有把形而上、形而下作为严格的概念强调出来。到程颢那里，形而上、形而下才开始被作为结构性的哲学概念凸显出来。

程颢虽然有对形而上、形而下的强调，但由于他的思想过于圆融，从而使这一区分所蕴涵的内在的哲学张力未能充分地彰显，其本应具有的哲学空间没有真正地敞开。这里所说的哲学空间，是指一个思辨的空间。关于形而上、形而下，明道说：

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须著如此说。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系今与后，己与人。[1]

在程颢看来，我们思考这个世界的时候，可以分形而上、形而下。但实际上，形上、形下是不能割裂开来的。所以他讲“器亦道，道亦器”，强调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相即不离。形上、形下的分别在程颢那儿只是一个勉强的区分。在实然的世界里，道离不开器，器离不开道。过分强调道器不离，难免会忽略形上、形下的分际，从而无法展开其中隐涵的哲学问题。

与程颢不同，程颐更强调形上与形下之间不容混淆的区别：

“一阴一阳之谓道”，道非阴阳也，所以一阴一阳者道也。[2]

《易传·系辞》中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容易让人误解，以为阴阳就是道。但是阴阳已经落入到器这个层面，已经是有分别的了。有阴有阳就不再是一，而是二了。一旦有了分别，就已经不是形上层面的了。有了阴阳，就有刚柔。有阴阳、有刚柔，终始、聚散、幽明也就出来了，进而消长、生灭、成毁也就产生了。这些概念都不是形而上的。道虽然始终在阴阳之中，但道不是阴阳，而是一阴一阳的所以然。更具体地说，是阴阳之间必然的相互作用的根源和根据。因此，程颐用“所以”二字，标示出明确的形上、形下的分别。

形上者不是空洞、无内容的无。程子特别强调天人一理，特别强调形上、形下的一体。他有这样一段著名的论述：

冲漠无朕，万象森然已具，未应不是先，已应不是后。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叶，皆是一贯，不可道上面一段事，无形无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来，教入涂辙。既是涂辙，却只是一个涂辙。[3]

“冲漠无朕”指理本体或道。道作为一阴一阳的所以然，是无形无象的，是真正的形上者，是没有任何的象状、朕迹的，但万象却包含于其中。“万象森然已具”强调形上者不是没有内容的空无。因为如果形上者是无，那也就意味着形而下层面的丰富性没有了形而上的根据。就像一棵树，从根本到枝叶得是一以贯之的。所以他说：“不可道上面一段事，无形无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来，教入涂辙。”“上面一段事”指的是形而上的天理。不能认为形而上者是没内容的空无。生活中各种复杂的规范、仪则，各种具体的价值，并不是人为安排出来的秩序。

程颐这段话里有几点需要强调：第一，这个形上者虽然不可见，“冲漠无朕”，但其本身就是根本性的道理，是所有具体的道理的根源，不是空洞的、无内容的；第二，这个道理跟万物的秩序和原理是一致的，这样才是“一本”。“既是涂辙，却只是一个涂辙”；第三，秩序和仪则不是人为的安排，而是自然的体现；第四，既然不用人为来安排，就是易简之理。这里的“旋”字是副词，应为“屡次，常常”之义，引申出忙乱的意思。人类社会的种种当然之则不是“人旋安排”的结果，而是简易自然的。现在不少人在谈价值重建的问题。但怎么重建？我们可以给出各种补丁版的价值观。比如把自由派的、新左派的、传统文化派的各种各样的“政治正确”拼接在一块儿，补缀起来，形成一套所谓的共识；然后在这个共识的基础之上，大家讨价还价，你加一点我加一点，构成一套伦理的原则或者价值的系统。这样的做法，就是“人旋安排引入来，教入涂辙”。凑合出来的价值体系，在基本原理和思想逻辑上是没有贯通性的，一定要找“遁辞”。一种道理，自己讲不通就必然要找“遁辞”。而所谓“遁辞”，就是要给自己的理论开个后门，找个规避批评的出路。真正的自然不是由人来安排的，不需要任何牵强的解释，因此是易简的。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人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朴朴实实地按照人可能的样子来构想人应该的样子，不必也不该去虚构出一个不存在的圆满来。离开了人可能怎样，来讨论人应该怎样，其结果是能然与应然的割裂。那么，人可能怎样、应该怎样的根据何在呢？在程颐看来，这根据就在“上面一段事”，也即形而上的天理。

对形上与形下做强调性的区分是程颐的一大贡献，正因为程颐的谨严造就了一个格局，这个格局使得一个真正思辨性的、巨大的哲学空间被打开了。如果没有这样的努力，一味地强调圆融，那么宋明道学的理论建构和哲学发展无论如何不可能达到深细详密的高度，朱子集大成的哲学体系也根本无从谈起。

[1]《二程集》，第4页。

[2]同上书，第67页。

[3]《二程集》，第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