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反复强调“无独必有对”[1]“万物莫不有对”[2]。程颢说：

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3]

世间没有任何事物是单独的，都有其相对者。朱子认为程颢这一思想受到了周敦颐的影响。“安排”指的是人为的造作。这“无独必有对”之理，不是人为安排的结果，而是世界自然而真实的图景。程颢常深夜体认这道理，兴奋不能自已。

“道无无对”的思想关联的问题是多方面的：第一，可以由此推出一种均衡对称的精美的宇宙观，朱子的宇宙观就根源于此；第二，强调了对立的普遍性；第三，强调了对立双方感应的无处不在，其中就包括天人之间的感应。

二程显然是讲天人感应的，但他们的思想与汉儒有所不同。在汉儒那里，天人感应的中介是数。汉代的思想根本上指向大一统的意识形态的建构，要形成一个包罗万象的、对当时世间所有的事物都有明确解释的大一统的理论。这个理论得能够发挥帝国意识形态的功能。而要发挥这个功能，就要对各种理论、各种知识进行拼接。将各种理论和知识拼接起来的媒介就是数字：五行对五常，五行对四季等。二程、张载等人并不反对天人有感应之理，只是拒绝数字上的牵强比附。在他们看来，天地间自有一个感应之理，感应的真实和普遍是确定无疑的。北宋儒者倡导一种理性的精神，但这种理性的精神必须为如下两个方面赋予合理性：第一，占卜的有效性。北宋道学以《易》为基础，所以不能不面对占筮的有效性问题。二程长期与邵雍交往，占筮的效验对他们而言是非常直接的，理性的精神不能不面对身边的真实经验；第二，天人感应。强调人君的行为对天地的影响。君主做得不好就会有地震、洪水、干旱之类的灾异。这种天人感应的观念指向的是对君主的约束。在中国古代，对君主的行为构成约束的除了现实的权力关系外，还有天人感应和祖宗之法。两宋道学没有将占卜、感应和灾异看作迷信，而是将其视为天地自然之理的体现。

[1]同上书，第121页。

[2]同上书，第123页。

[3]同上书，第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