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时候，《大学》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无论治学还是修身，《大学》都是绕不过去的门径。而《大学》所讲的“格物”究竟如何理解，却始终是个问题。程颐讲格物时说：

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也。[1]

格物就是穷理，就是研究事物的道理，把事理弄明白。在讲到格物的具体内容时，他说：

穷理亦多端：或读书，讲明义理；或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皆穷理也。[2]

穷理可以从多方面着手：读书讲明义理，讨论古今人物、分辨是非，在应对事物的时候看能否恰当地处理，都是穷理的功夫。值得注意的是，程子讲的穷理显然包含了对客观事物之理的探索。这样的格物观念，强调了明理的重要性。以“敬”来涵养，藉以调整和澄治人的气质之偏，这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明道理，明理才是根本。

程子强调“真知”与一般的“知”的不同。“真知”就是深入而切己的知，知得深方能行得实。比如，我们都知道火烫，见到火自然会躲。这就是由真知而来的实行。但是，人的大部分“知”都不是“真知”。因为没有亲身经历过，即使知道了也未必能够做到。《大学》在“格物致知”下面讲“诚意”，就是要解决知行不能合一的问题。程子对“格物”的理解对朱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五四”以来严苛的批判，使得时至今日仍有很多人对程颐抱有成见。比如关于寡妇再嫁的问题。有学生问程颐能不能娶再嫁之妇，程子说不可娶。那学生接着问：她没有生计，饿死了怎么办？程子回答说：“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3]后来戴震批评说：这是“以理杀人”。单就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说程子有苛刻之处。但如果撇开具体问题一般地看，那么“饿死事小，失节极大”其实是人类社会普遍强调的伦理原则。贺麟先生说：“人人都有其立身处世而不可夺的大节，大节一亏，人格扫地。”[4]即使是寡妇再嫁的问题，程子也不是一味取苛刻的态度。当时常会有人因为一个极小的理由出妻，比如当着婆婆的面骂狗。有人问程子这样做是不是太苛刻了，程子说：应该不是因为这么小的事就出妻。之所以出妻，一定是因为妻子有更大的过恶。但不能以这种大的过恶为理由出妻。出妻得考虑她将来的生路，得让她有再嫁的可能。所以表面上的苛刻，背后其实是有非常忠厚的考虑的。这跟孟子解释孔子以微罪去鲁的原因，是同一个道理。孔子离开鲁国的时候，找的是一个极小的借口——“郊祭不致膰”。后来就有人说：孔子离开鲁国是因为没吃上肉。实际上，孔子以微罪行，是要为鲁国国君分担一部分过错；是不想用自己的离开，彰显出国君的过恶来。于程子宽厚的话一概不取，不考虑具体语境，从割断的上下文中截出一句，然后不遗余力地批判，这显然不是知人论世应有的态度。

[1]《二程集》，第316页。

[2]同上书，第188页。

[3]《二程集》，第301页。

[4]参见贺麟：《文化与人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92—1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