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前面已经强调过“体用”在不同哲学家的话语系统中的复杂性。在讲到“体用”时，我们常常把这两个概念用得太过简单，忽略了其上下文中的具体所指，从而把很多思想的可能消解掉了。在哲学表达的历史中，“体用”这对曾经极具揭示力的概念，由于在既有研究中简单僵化的使用，失去了其固有的揭示力，反而成了某种遮蔽——只要将问题纳入到体用范畴当中，似乎就获得了解决。这样一种语焉不详的惯习，使得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道路隐没在含糊笼统当中。

在朱子的思想里，“体用”这对概念是得到了具体充分的分析和讨论的。而他的体用观又是以其整体世界观为基础的。在朱子眼中，作为大化流行的总体的世界，是有几何学般的对称和均衡的。朱子说：

大抵天下事物之理，亭当均平，无无对者，唯道为无对。然以形而上下论之，则亦未尝不有对也。盖所谓对者，或以左右，或以上下，或以前后，或以多寡，或以类而对，或以反而对，反复推之，天地之间，真无一物兀然无对而孤立者。[1]

“亭当”就是稳当，道理一定是稳当均平的。“无无对者”，没有无对立面的存有。如果一定要说有无对的，那只能说“唯道为无对”。但以形上、形下论，道也是有对的。而所谓的“对”，“或以左右，或以上下”，既有左右、上下，空间的结构就出来了；“或以前后”，有了前后，时间就出来了；“或以多寡”，既有多寡，数量就出来了。“或以类而对，或以反而对”，有些东西相对是因为彼此相似，有些东西则是因为彼此相反而相对。因此他说，反复推演，世界上没什么东西是孤立无对的。这是对程子“无独必有对”的思想的发挥，也是朱子世界观的完整体现。

这种几何学般对称均衡的世界观，在朱子那里，成了衡量道理的标准——正确的道理不可能是有体无用、有阳无阴的。在批评胡广仲时，朱子说：

故凡以左右而对者，则扶起其一边；以前后而对者，则截去其一段。既强加其所主者以无对之贵名；而于其所贱而列于有对者，又不免别立一位以配之。于是左右偏枯，首尾断绝，位置重叠，条理交并。凡天下之理势，一切畸零赘剩、侧峻尖斜，更无齐整平正之处。[2]

朱子认为胡广仲所论，或者有体无用，或者有用无体，体用之间悬隔；或者悬空立一个不需要的概念，标榜以无对之名。偏于左则背离右，偏于右则背离左。空间上不均衡，时间上也无照应。在朱子看来，凡是这种有始无终、有体无用、有左无右、有上无下的道理，一定是不对的，因为世界不可能是“畸零赘剩、侧峻尖斜”的。朱子在整理《太极图》的时候，对当时流传的各种版本都做了检讨。在有些版本的《太极图》中，太极被画成了不对称、不平整的样子。朱子说这样的太极就成了“尖斜”的太极。天下的道理一定是齐整平正的。这种齐整平正，其实就是“对”的具体体现。“体用”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一对。

朱子有不少关于体用的讨论，最主要的集中在《朱子语类》第六卷，其中有连续六则语录全都在讲体用问题。通过这几则语录我们可以了解朱子的体用观的丰富含义。在以水作比喻讲体用问题时，朱子说：“如水之或流，或止，或激成波浪，是用”，就是说水的各种具体的动态变化，是水的“用”；而“即这水骨可流，可止，可激成波浪处，便是体”，以水的物理特性为基础的各种可能性是体。以身体为喻，朱子说：我们的身体是“体”，“目视，耳听，手足运动”就是“用”。[3]朱子还说过：现在的是“体”，后来生的便是“用”。这里，体用又与时间性关联起来。从现成的事物的结构角度上讲，静态的结构是“体”，而依此静态结构而发生的种种运用就是“用”。又讲：“天是体，‘万物资始’处便是用。地是体，‘万物资生’处便是用。就阳言，则阳是体，阴是用；就阴言，则阴是体，阳是用。”[4]这里又是以《周易》的《乾》《坤》两卦的《象传》言体用。我们一般讲静的是体，动的是用，但是在朱子那儿阴阳又互为体用。朱子又说：“体是这个道理，用是他用处。”[5]比如“无独必有对”是这个道理，我们在观物时看到的真实的互为条件、互相作用的关系就是用。朱子还有“礼是体”的讲法，引来学生的疑问：

问：“先生昔曰‘礼是体。’今乃曰‘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似非体而是用。”曰：“公江西有般乡谈，才见分段子，便说道是用，不是体。”[6]

“乡谈”就是没见识的村言。这里的江西人应该指的是江西陆氏。朱子不同意那种认为只要分了体段的就不是体而是用的说法。他认为体不是浑沦无分别的。既是“天理之节文”，就已经是有分别、有内容的了。如果说不分体段的是体，分了体段的就是用，那就等于说尺子只要有了刻度就不再是体了。如果只守着一个没有内容的体，那体用之间就隔断了。这样的理解，显然是“畸零赘剩、侧峻尖斜”的。体不是无星之秤、无寸之尺。在儒家的价值系统里面，仁、义、礼、智显然是有分别的，是分了体段的，不能因为分了体段，就将其理解为用。在朱子那里，仁、义、礼、智显然是“体”，是天理层面的，属于形而上者；但它们既然有了分别，分了“段子”，就一定有其气质性的倾向。将太极理解为浑沦无分的、无内容的体，其余分了体段都看作用，此种空洞的“体”正是朱子要批判的。

概括地说，朱子的“体用”概念，至少包含如下三个层面的内涵：其一是“始终”。“大哉乾元，万物资始”，是“诚之通”，强调“物之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是“诚之复”，强调“物之成”。[7]“生”对应“始”，“成”对应“终”。站在“终”的角度，看万物之“成”，那么“始为体”而“终为用”；从“始”的角度，看万物之“生”，则“终为体”而“始为用”，因为此物之始必源于彼物之终，有“成之终”才能有“生之始”。

其二是“动静”。总体说来，朱子讲“体”的时候，更多是从“静”的角度讲的；讲“用”，就主要强调“动”的意思。这只是一般的讲法，不能一概而论。正如前面提过的，就“阳”言，则“阳”为体而“阴”为用；就“阴”言，则“阴”为体而“阳”为用。阴阳、动静是互为体用的。

其三是可能性与现实性。在朱子那里，可能性是体，可能性的具体实现是用。这样的用法，与始终、动静的内涵是相关联的。如果以可能性为始，则可能性的具体实现就是终。当可能性仅仅停留在可能的层面时，就是静的。这样一来，可能性的实现就属于动了。

[1]《答胡广仲》，《朱子全书》（第二十二册），第1904页。

[2]《答胡广仲》，《朱子全书》（第二十二册），第1904页。

[3]《朱子语类》，第101页。

[4]同上。

[5]同上。

[6]同上书，第101—102页。

[7]参见《通书注》，《朱子全书》（第十三册），第97—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