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北宋五子的哲学时，我曾指出，北宋哲学家提出了三个实体概念，即周敦颐的“太极诚体”、张载的“太极神体”和二程的“太极理体”。整个北宋道学的发展，到朱子这里有了一个集大成的综合。北宋道学的核心关切是如何为合道理的生活方式奠定哲学基础。在我看来，任何一种哲学都指向某种生活安排，要为这种生活安排提供哲学上的根据。北宋五子的哲学探索被朱子结构在了一个集大成的系统当中，而这一哲学系统的最高概念就是“太极”和“天理”。《太极图解》开篇解《太极图》的第一圈，说：“此所谓无极而太极也。”[1]这个“无极而太极”就是所以动而阳、静而阴的本体。换言之，天理就是阴阳、动静的“所以然”。“无极而太极”也就是《诗经》所说的“上天之载，无声无臭”[2]，是“无形而有理”[3]。“太极”即“天理”，是真正意义上的形而上者。

但这形而上者的具体内涵到底是什么呢？关于天理的内涵，二程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既有的哲学史研究，对于朱子的“天理”概念也多是似是而非的说法，比如将其理解为共相、规律等等。太极或天理当然是万物之所以然。但仅仅停留在这样笼统的层面，是无法展开进一步的深入追问和思考的。对于朱子这样的哲学家，任何的含糊其辞都是对其哲学精神的背离。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天理的内涵给出具体明确的，或者说至少是可以证伪的解说。

要解决这一问题，得从朱子对“格物致知”的理解入手。在朱子那里，格物就是穷理。我们可以从他格物的方向，看他所要穷的“理”是什么样的理。也就是说，我们先去了解朱子所穷之理，然后再来讨论“天理”内涵的问题。《大学章句》的相关部分主要是在解释“格物致知”，对于格物的内容则说得比较笼统。相较而言，还是《大学或问》说得详尽：

若其用力之方，则或考之事为之著，或察之念虑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讲论之际。使于身心性情之德，人伦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变，鸟兽草木之宜。[4]

这里所讲的“格物”的范围，从人伦到自然无不涵括其中。朱子本人就是这样做的。《朱子语类》载：“王丈云：‘昔有道人云，笋生可以观夜气。尝插竿以记之，自早至暮，长不分寸；晓而视之，已数寸矣。’次日问：‘夜气莫未说到发生处？’曰：‘然。然彼说亦一验也。’后在玉山僧舍验之，则日夜俱长，良不如道人之说。”[5]朱子对每一事物都有自己认真的思考研究，而这些思考研究又都能跟他的哲学思想统一起来。

如此宽泛的穷理的内容，研究的目标是什么呢？朱子是要让人们通过这样的格物实践，体认事物当中的“天理”。更具体地说，就是：

所当然而不容已，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6]

这是朱子对天理概念的最完整的表述。“不容已”这一表达可以有两种解释：其一是“不得不这样”，如果这样解释，那么“不容已”就是一种必然；另一种是“必须得这样”，如果这样理解，“不容已”就是一种道德命令。“所以然而不可易”是讲固有的、恒常不变的根据。在今本《四书或问》中，是有“所当然而不容已”和“所以然而不可易”这两句话的。但在陈淳与朱子的书信中可以看出，“其所当然而不容已”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是朱子曾经的讲法，后来他把“所以然”一句去掉了，因为只说“所当然而不容已”就足以把天理讲清楚了，“所以然”的意思是可以包含在其中的。[7]陈淳有一段关于“天理”的详密讨论深得朱子的激赏。陈淳说：

理有能然，有必然，有当然，有自然处，皆须兼之，方于“理”字训义为备否？且举其一二：如恻隐者，气也；其所以能是恻隐者，理也。盖在中有是理，然后能形诸外为是事。外不能为是事，则是其中无是理矣。此能然处也。又如赤子之入井，见之者必恻隐。盖人心是个活底，然其感应之理必如是，虽欲忍之，而其中惕然自有所不能以已也。不然，则是槁木死灰，理为有时而息矣。此必然处也。又如赤子入井，则合当为之恻隐。盖人与人类，其待之理当如此，而不容以不如此也。不然，则是为悖天理而非人类矣。此当然处也。……又如所以入井而恻隐者，皆天理之真流行发见，自然而然，非有一毫人为预乎其间，此自然处也。[8]

理有四个方面：能然、必然、当然、自然。具体来说，以《孟子》中“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为例，人之所以能有恻隐之心是因为我们内在固有的天理。这个能然的恻隐之心不是想不生发就不生发，而是遇到相应的情景想不生发恻隐之心都不可能，所以是一种必然。而从道理上讲，遇到这个情景本就应该恻隐，所以是当然的。这个恻隐之心并不是人为造作出来的，所以是自然。在上述对恻隐之心的分析中，理的“能然、必然、当然、自然”四个方面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朱子对陈淳的这一阐发也极为欣赏，认为陈淳讲出了他自己要讲的道理。当然，这个讲法也不是全无问题。陈淳把“能然、必然、当然、自然”平铺在那里，并没有明确讲哪一个是核心。而朱子在回复陈淳时指出：真正讲明了“所当然而不容已”，则能然、必然、自然等方面就包含其中了。由此看来，在朱子那里，天理就是“所当然”，或者说“应然”。

但是这里又衍生出一个问题来——天地万物是如何具有其“应然”的，这个背后的“应然”到底是什么？朱子讲“不容已”时，并没有仅仅从道德律令方面讲——把“不容已”仅仅理解为“不应该不这样做”，而是同时强调了“不得不如此做”的必然性的。《朱子语类》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问：“《或问》云：‘天地鬼神之变，鸟兽草木之宜，莫不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已。’所谓‘不容已’，是如何？”曰：“春生了便秋杀，他住不得。阴极了，阳便生。如人在背后，只管来相趱，如何住得！”[9]

春生而后就有秋冬之杀，阴阳交代，有始就会有终，好像有人在后催迫般，不得停驻。这里的“不容已”就包含了“必然性”，而非脱离必然性来谈空洞的、道德上的应然。朱子的上述表达不是偶然的，在《周易本义》里有几处相同的表达。比如，在解释《无妄》卦《彖传》之时，朱子就用了“天命之当然”的概念。[10]在《周易本义》中，“天命之当然”有的时候也表达为“天运之当然”。[11]此处的“当然”显然不是康德意义上仅仅作为道德律令的“应然”。用康德的“自律”“他律”来衡量朱子，其实是在矮化朱子。

天理既是“必然”，又是“应然”，但以何者为主仍然是个问题。结合前面朱子和陈淳的讨论，则“所当然”是天理之根本。所以，我曾在文章中指出：天理的内涵是“所当然”的具体化。[12]“所当然”不是抽象的，最抽象的“所当然”是“做你应该做的”。这当然有意义，这是一个道德律令，是知行合一的根本，《大学》讲“诚意”，重心也在这里。但问题是，所有的“应然”都必须弄清楚几个方面问题：第一，为什么应该？第二，应该怎么做？而“为什么应该”又衍生出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必然要这样做？第二，为什么可以这样做？由此可见，所有的“应然”里面都有陈淳所说的“能然、必然、当然、自然”的完整展开。以“当然”为核心，“能然、必然、自然”的完整展开，就是“天理”的真正内涵。简单概括之，最高的“天理”就是“生生之理”，就是生生不已的必然和当然。

将天理理解为“所当然”的具体化，在朱子那里，我们可以找到明确的根据。《语类》中有这样一段话：

人多把这道理作一个悬空底物。《大学》不说穷理，只说个格物，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会，如此方见得实体。……且如作舟以行水，作车以行陆。今试以众人之力共推一舟于陆，必不能行，方见得舟果不能以行陆也，此之谓实体。[13]

这个“实体”就是“能然、必然、当然、自然”的完整展开，就是“所当然”的具体化。未见实体而空讲道理，这样的抽象的“所当然”只是“想当然”而已。由这样的“所当然”出发，就难免推舟于陆，对实际的生活没有任何真正的指导意义。

[1]《太极图解》，《朱子全书》（第十三册），第70页。

[2]《太极图说解》，《朱子全书》（第十三册），第72页。

[3]《朱子语类》，第2365页。

[4]《大学或问下》，《朱子全书》（第六册），第527—528页。

[5]《朱子语类》，第3288页。

[6]《大学或问下》，《朱子全书》（第六册），第528页。

[7]参见《答陈安卿》，《朱子全书》（第二十三册），第2736—2737页。

[8]《答陈安卿》，《朱子全书》（第二十三册），第2736页。

[9]《朱子语类》，第413—414页。

[10]《周易本义》，《朱子全书》（第一册），第96页。

[11]同上书，第94页。

[12]杨立华：《天理的内涵：朱子天理观的再思考》，载《中国哲学史》2014年第2期。

[13]《朱子语类》，第2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