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道学的理论建设塑成的基本氛围当中进行思想构造，无论如何离不开“天理”的概念。所以，陆九渊必须面对“本心”与“天理”之间关系的问题。

陆九渊提出“心即理”的说法，与程朱的“性即理”说明显不同。程子说：“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1]性作为人的固有倾向，就是天理在人身上的实现。朱子认为这个说法“颠扑不破”。但“性即理”的思想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心、性如何统一。性虽是人固有的本质倾向，却必须经由心的主动作用才能充分发挥出来。若讲性即理，那么，心的主动性是从何而来的呢？心与天理又是什么关系呢？陆王心学之所以影响深远，至少有一个原因，就是能将天人一贯的道理落实到人心与天理的关联当中。人心的能动作用是天理的生生不已的直接呈显。

陆九渊强调“理”的客观性。他说：“此理乃宇宙之所固有”[2]，“此理在宇宙间，固不以人之明不明、行不行而加损”[3]。理既有客观性，又有必然性和普遍性。因此，这个理的讲法在大的方面与朱子是一致的。那么，“本心”与客观的、普遍的、必然的天理是什么关系呢？陆九渊认为：“心即理也。”[4]这个“心”是指“本心”，即孟子所讲的“心之所同然”。《孟子》有这样一段话：“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孟子·告子上》）对于口味我们有共同的喜好，对于声音我们有共同的喜好，难道对于义理我们就没有共同的喜好吗？我们对义理有共同的喜好，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心，只不过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

如果本心和天理是分开的，那就带来一个根本的问题：不再是“一本”，而是“二本”了。客观、普遍、必然的理是万物的根源，由本心出发的人的行为是万事的基础。人的行为的基础和万物的根源是不应该打作两截的。所以，陆九渊说：

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5]

所有人的心本质上都是同样的心。人、我之心具体内容上虽有不同，但在都有分别、知觉、灵动的作用上，却是一致的。万物的形态虽千差万别，但都是以理为根源和根据的。具体的物在属性上总有殊异，但在维持自身的同时不断变化这一点上，却并无不同。人心能贯通于不同情势的事情当中，给相关的人和物以不同的安顿。这是心的作用的普遍性的体现。人心既能安顿事物，则必定是能够觉知事物之理的。由此可知，事物之理不在人的心外。既然理是事物的普遍根源和根据，心能普遍地觉知应该如何安顿事物，两者在本质上必定是一致的。陆九渊心与理一的论证，可以说是中国哲学史上最简洁、精美的论证之一。

“心即理”这一命题的困难在于我们似乎只能把人心同然的心看作理，因为每个人具体的私心杂念必然有不合于天理之处。有学者认为这一命题表达为“本心即理”或许更加合适一些。如果从人的本心的角度来理解人的心，那么作为天地的本性的仁义礼智，落实在人的行为上，自然而然地就体现为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情，这就是陆九渊所讲的“本心即理”的逻辑。然而，陆九渊在关于“心”的各种论述中，又常常强调知觉、念虑、情感都属于心的内容。这就使得，在陆九渊那里，心的范畴实际上是比本心大得多的。

如果我们说“本心即理”，那么，心灵当中种种不合义理的内容从何而来？如果不合义理的内容不是根源于天理的，那岂不等于说有天理之外的心？如果说“心即理”，则心是直接实现和呈显出来的，不是一种本质的倾向，那么，岂不是说每个人的心都是理的真接实现？这样一来，人与人的差别从何而来？修身的必要性又何在呢？由于陆九渊的哲学论述中缺少详密的分析，所以，这些问题都隐涵在那里，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这就使得心与理一的杰出论证，未能展开为更具深度和说服力的系统思考。这是非常遗憾的。心学传统太过关注修养方法的问题，以至于错失了思理上深入开展的可能。而在修养的路径上，个体差异其实是巨大的。所以，关于为学和涵养方法的讨论，还是以宽为宜。总是试图以自己的身心证验作为普遍的涵养之方，导致了很多并不必要的争执。这一点在阳明后学的分化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1]《二程集》，第292页。

[2]《与朱元晦》，《陆九渊集》，第28页。

[3]《与朱元晦》，《陆九渊集》，第26页。

[4]《与李宰》，《陆九渊集》，第149页。

[5]《与曾宅之》，《陆九渊集》，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