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九渊特重“义利之辨”。对“义利之辨”的强调，与“收拾身心，自作主宰”的精神是相贯通的。有一则陆九渊的弟子傅子渊和陈正己之间的对话，很能彰显象山之学的品格：

傅子渊自此归其家，陈正己问之曰：“陆先生教人何先？”对曰：“辨志。”正己复问，曰：“何辨？”对曰：“义利之辨。”[1]

“辨志”即辨识一个人的志向。陈追问所谓“辨志”到底分辨什么呢？傅回答：义利之辨。“义利之辨”的确是儒家最根本的原则之一，但我们今天对“义利之辨”的强调要防止两种倾向。第一种倾向是完全不讲“义利之辨”，只讲一个“利”字。另外一种倾向是把“义”“利”之间的紧张绝对化。把“义”与“利”的冲突绝对化，在道理上是讲不通的。《周易》之《无妄》卦六二讲：“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程子、朱子都从中发挥出义利之辨的主题，突显出董仲舒所说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原则。儒家是要强调义利之辨的，但不能把义利之辨绝对化。以种地为例，强调义的原则意味着不论收成如何，我们都得努力耕种。但如果确定完全没有收获的可能，还在那儿耕种，那就是智力有问题了。我们赞赏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但要明白，孔子的“知其不可”讲的是他的理想不可能完全实现，但并不是一丁点儿的可能性都没有。

义利之辨的“辨”字非常紧要。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考虑任何问题都是各种要素的权衡、综合。在各种权衡、综合当中，对发心动念那一念之微的分辨是至为关键的。做一件事“最根本目的是什么”，是君子、小人的分野。陆子“辨志”的讲法非常可贵。人的行为当中，这一念之微是分别善恶的根本：你到底想成为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坏人，你到底是出于公还是出于私，你到底是出于利的心还是出于义的心，都只在这一念之微。这是陆九渊最发人深省、震撼人心的地方，这一念之微的分辨是心学得以挺立的根由所在。陆九渊那过分简单化的思想体系之所以成为宋明道学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原因就在于此。陆九渊曾说：

某观人不在言行上，不在功过上，直截是雕出心肝。[2]

“雕出心肝”处就在义利之辨。不仅看人要如此，看自己也需如此。这样一种庄严深刻的态度，以之律人，或有失之苛酷的危险；但以之来正己，则是确乎无疑的关键所在。

北宋儒学复兴运动的思想路径是纷繁多歧的。在儒学复兴运动的众多学脉当中，道学之所以能脱颖而出，主要不是时代环境的影响——如很多思想史研究试图表明的那样，而是哲学品质的结果。道学传统所达到的哲学高度，其有效的论证和说服力，是其最终成为正统的关键。北宋时期，儒统并起，以北宋五子为核心的道学、司马光的“朔学”、三苏（以苏洵、苏轼、苏辙为核心）的“蜀学”以及王安石的“新学”，是其中较为突出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新学和蜀学都更具影响，而关洛之学，尤其是洛学，则受到了压制。然而，到了南宋初年，一直被压制的洛学却凸显出来。其所以如此，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洛学真正把握住了儒学复兴运动的方向，也因此具备了更高的哲学品质。南宋初年，洛学兴起。二程思想开始成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主流。当时的道学家的思想都跟二程有不同程度的渊源。乾道、淳熙年间，出现了几个重要的思想家，后世称为“乾淳诸老”。其中，朱熹、张栻、吕祖谦最为重要。“乾淳诸老”虽理路不尽相同，但同为洛学后劲这一点却殊无二致。在“乾淳诸老”当中，朱子无疑居于核心地位。虽然是道南学派的后继者，朱子的身世与家世显赫且学统纯正的张栻和出身政治世家、文献世家的吕祖谦还是无法相比的。但从当时的思想交流看，朱子的影响已在张栻和吕祖谦之上。与朱、张、吕等人相比，乾道、淳熙时期的其他思想家的影响和地位就相对较弱，其中就包括江西陆氏和浙东的陈亮。

相对于“乾淳诸老”，江西陆氏学无师承，在当时的思想界处于弱势。陆九渊思想的表达容易走向极端，常有不平之气流露，与此不无关联。朱陆之辩最终流为意气之争，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当然陆九渊确是豪杰之士。如果他生活在北宋，也许真能发展出一套精致的哲学系统。但南宋时期，道学发展的疆域已开拓完成，新理论诞生的可能性几乎穷尽。朱子对北宋五子的哲学作集大成的综合，是真正把握住了南宋哲学发展的主题和方向的。陆九渊的“本心”概念是在儒家的思想旨趣已经成为士大夫普遍的精神趣味的背景下提出的。通过对佛道二教的批判，北宋道学确立起自己的道统，基本上完成了为儒家生活方式奠定哲学基础的工作。而这些思想的努力在南宋时期开始深入人心，由此才产生出陆九渊这样自信的思想。当为儒家生活方式提供辩护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开始被淡忘，程颐“向外寻求”的格物穷理便有了支离的嫌疑。对更易简、更直接的思想和方法的寻求，也就应运而生了。

[1]同上书，第398页。

[2]《陆九渊集》，第4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