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是阳明思想成熟期的基本教法，也就是陈来老师在《有无之境》中所说的“中岁教法”[1]。“知行合一”跟“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等论述构成了阳明哲学成熟期的基本架构。当然“知行合一”的提出也遇到了极大的挑战。我们说过，朱子讲知行问题强调：“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阳明提出知行合一来，就必须不断面对现实生活中知行不相应的现象。如果知行是合一的，那为什么处处能见到知而不能行的情况？

阳明讲的“知行合一”有三个方面：

第一，他强调的是“知行本体”的概念，即知与行的本来样态。“知行合一”首先强调一个知行本体。因为他认为知行本来就应该是统一的，只是人欲的隔断才导致知行不再统一。没有人欲的污染，人的知行本身就应该是合一的。

第二，他强调在一个过程中理解知行关系：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2]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3]

他把知行看作一个连贯的完整过程。行动总是出自基于已有的知而来的意愿，而知又在行动和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展开。知对行有一个引导的作用，而行则是知的具体落实。从知行作为一个整体这个角度讲，我们也可以说知行是合一的。

第三，“知行合一”的另一种表达就是“真知”的概念：真知必能行。阳明说：

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以谓之知。[4]

这里的“真知”就是前面说的“知行本体”。这一点其实程子、朱子也讲过。大家都知道老虎伤人，但是被老虎咬过的人和没有被老虎咬过的人的所知完全不同。[5]但我们的知识一般都不是真知。我们的大部分知识都是间接得来的，没有在自己身心上验证过。“真知即所以为行”这个道理，其实并没讲出什么新的东西。

阳明讲知行合一，从道理上讲没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但知行合一这个提法本身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一下子就点出了最关键的东西。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的缺点，但最大的麻烦就是了解了之后改不了。修身之难，就在于知行不能合一。所以有的时候阳明的弟子在质疑知行合一的时候，阳明就讲：你必须知我立言宗旨。[6]其实阳明在讲“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的时候也讲这个话。“立言宗旨”也就是说：我讲这个话是有目的的，你如果根本不明白我立言宗旨，勉强地把它说成一个，或者说成是两个，都没什么意义。阳明讲知行合一，恰恰是针对当时的知行分隔的状况。而对知行合一的强调也与王阳明对《大学》古本的强调有关。我们知道，自二程以来，《大学》古本在文本结构上就受到了的质疑。二程兄弟很早就指出《大学》古本有“错简”。所谓“错简”就是文本顺序不对。《礼记》当中的《大学》古本，第一章后面紧跟着的是《诚意章》，而且第一章结尾处还残留了两句没来由的话——“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这两句放在这儿，完全不合文脉。《大学》一共十一章，第一章是《经》，二到十一章是《传》，是解释第一章的。这是一个典型的经传体结构。经过程子、朱子整理过的《大学》改本的次序就非常合理：《传》的第一章解释明明德，接下来讲新民，然后再讲止于至善。《传》的第四章讲“听讼吾犹人也……此谓知本”，是在解释首章的“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一句。第五章是“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朱子认为这两句话是散佚掉的《格物致知章》残留下来的部分。《大学》古本却将《诚意章》放到解释三纲领的各章前面，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所以《大学》古本应该是有错简的。但阳明认为《大学》古本完整无缺，不必修订。为什么他一定要坚持《大学》古本？因为他要想建立一个知行的本体，这个知行的本体只有在诚意的功夫里才有。做到了诚意，知行才可能是合一的。知行之所以不能合一，原因就在于未能做到诚意。《诚意章》讲：“所谓诚其意者，勿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是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这里，慎独是诚意的方法。只有通过慎独的长期积累，才能真正做到知行合一。诚意要达到什么程度呢？“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对恶的厌憎就像对臭味的厌憎那么真诚，对美德的欣赏就像对美色的欣赏那么真诚。达到这种程度，真正的知行本体才能确立起来。

对于“知行”关系，阳明也有比较特别的讲法，比如他说：

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7]

有的人觉得我动了一个不好的念头，只要没有付诸行动，就没什么关系。阳明针对这种想法，强调一念不善就已经是行了。后来王夫之批评王阳明“销行归知”[8]，是彻头彻尾的曲解。阳明要人们从源头上、根本上克服掉自己的私欲，不要以为一念发动之微并无大碍，其实这一念发动就已经是“行”了。客观地讲，一念发动，如果你不加以克制的话，都会种下病根。

当然，这个讲法虽然是一种对道德修养有具体针对的提点，但其中也蕴涵了明代中后期一种道德极端化的危险。实际上从北宋新儒学出现以来，儒家渐趋严苛，通情达理的一面越来越少。在一念之微上考索太深会导致道德修养成为心灵的一个极大的负担。如果是像陆九渊那样讲“义利之辨”，强调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应该想想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义”，还是为“利”，这样的一念之微是应该去考索的。但如果每一个小念头都要这样去雕琢的话，反而会成心病。王阳明的道德极端主义虽然激动人心，但把道德的标杆立得太高，也会导致这样的后果：既然绝大多数人都达不到这标准，也就意味着绝大多数人都不是君子，既然都不是君子，那么人与人之间也就没了差别。榜样反而失去了真正感染和鼓舞人的力量。所以《礼记》中才讲这样的话：要“以人望人”，而不能“以义责人”。[9]

[1]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367—370页。

[2]《王阳明全集》，第4页。

[3]《王阳明全集》，第4页。

[4]《答顾东桥书》，《王阳明全集》，第42页。

[5]“真知与常知异。常见一田夫，曾被虎伤，有人说虎伤人，众莫不惊，独田夫色动异于众。若虎能伤人，虽三尺童子莫不知之，然未尝真知。真知须如田夫乃是。故人知不善而犹为不善，是亦未尝真知。若真知，决不为矣。”《二程集》，第16页。

[6]《王阳明全集》，第96页。

[7]“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王阳明全集》，第96页。

[8]王夫之：《尚书引义》，《船山全书》（第二册），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第312页。

[9]“是故君子以义度人，则难为人。以人望人，则贤者可知已矣。”《礼记正义·表记》，第14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