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点是困穷苦学的普遍性。北宋士大夫普遍有困穷苦学的经历，像范仲淹、欧阳修、胡瑗这些人，全都是困穷苦学的典范，范仲淹是其中的代表。范仲淹年轻时在一个寺庙里读书，到冬天疲惫不堪的时候，就用冷水泼脸，泼醒了之后继续读书。穷得不行，每天熬粥一锅，划为四块，每天就吃这一锅粥。欧阳修的父亲去世得早，早孤，他的母亲用芦苇秆画地教他写字。欧阳修小时候，有一次到隔壁的一个李姓的财主家里去看书，看到有一些残破的书扔在垃圾筐里，欧阳修就拣出来读，觉得文章得真好，就跟人家把这本残缺不全的韩愈文集要了过来。他的文风受韩愈影响最大，根子就在这儿，以至于欧阳修成年以后，还要不断收集韩愈的文章。

第三点是道德的自我节制力。当时士大夫当中普遍地具有很强的道德的自我节制力，他们对于自己的私人生活有一种近乎宗教的虔诚。即使像苏东坡这样的放达之士，比较前朝而言也要严谨很多。前代如白居易、元稹之流，那种私生活的态度是很有代表性的。但到了北宋，道德的自律成为普遍的风尚。比如，司马光是王安石的政敌，但两个人都拒绝纳妾。程颢批评王安石变法，但在不喜坐轿这一点上却与王安石完全一致，程颢认为坐轿等于“以人代畜”。即使苏东坡这样的人，虽然文章写得飘逸了些，但是私生活还是相当严谨的。东坡就是兴趣太多。那真是个天才，做什么都行。儒释道都有研究，还精通炼丹——他的文集里有多种丹方。自己会酿酒，他在一篇小文章里写自己怎么酿酒，连这事儿都写得极风雅。书法就不用讲了，画也好，虽然流传下来的极少。文章那是写得漂亮。苏东坡讲自己的文章时说：我的文章“如遍地泉源，不择地而出”，就是说像源头活水那样随便哪个地方都能涌出，而且“行乎其所当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也就是说该着笔墨的地方一定写到，该停下来的地方自然也就停笔了。[3]他还会做菜。东坡酷爱吃肉，后来东坡和程颐之间矛盾爆发，就跟吃肉有关。他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的时候收入少了很多，不能天天吃肉，倍觉郁闷。他居然会想到去找到某种菜，做出来口感比较接近肉。但即使这样感性的一个人，总体上讲对自己的道德要求也是相当严的。

第四点，排抵佛老，倡导儒家的理性生活成为一种普遍的人生态度。当然也有一些人杂于佛老，比如王安石。晚年逃于佛老的也不少，像苏东坡早年曾极端反感佛教，遇到和尚必折辱之而后快，到后来人生遇到挫折以后，也以逃于佛老为归宿。尽管如此，从士大夫精神的整体方向看，排抵佛老还是当时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