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思想中很多地方体现出他受到老子某些方面的影响。这个地方显然有老子的影子：“所谓皇帝王伯者，非独三皇五帝三王五伯而已，但用无为则皇也，用恩信则帝也，用公正则王也，用知力则伯也。”[31]比如说他讲到皇帝王伯的时候，他说不是三皇五帝、三王五伯，他讲过一个原则，凡用无为就是皇，用恩信就是帝，用公正就是王，用智、力就是伯。这很像老子：无为是最高的原则，接下来恩信，“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这个治理之道的下降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是有其合理性的。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对待《春秋》的态度。邵雍对待《春秋》的态度跟我们之前讲的宋初三先生里孙复的态度是非常不同的，他有一段材料直接就在批评孙复。孙复说《春秋》是有贬无褒，邵雍说怎么能这么看呢？谁说五伯没功劳？五伯当然有功劳，孔子哪能那么不通情理呢？所以他说，“《春秋》尽性之书”，[32]《春秋经》是真正通情达理的，能理解在这种局面下的不得已。这在某种意义上也能在《论语》中得到印证。《论语》里面孔子的弟子，像子路、子贡等人，提到管仲都极为不屑，天天在那儿找管仲的茬，但孔子好像有变化，孔子到后面就讲“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很了不起。在一个衰颓之世里面能够维持一个国家的基本格局，处在递降的顺序当中不可逆转的时候，仍然能勉力维持一个起码过得去的格局。这个地方你能看到邵雍的宽。邵雍临终前开玩笑，跟程子。程子也不像话，邵雍快死的时候，程子就去问你这个时候心情如何，你平时学养都体现在什么地方？邵雍说自己要“试去观化一番”，也就是去看看造化是怎么样的。程子就说：别人观你的化，你怎么能观别人的化呢？这真是太不会安慰人了，还跟人家讨论哲学道理呢！邵雍气息已经极为微弱了，说：你现在就是说生姜生在树上我也由得你说。接下来跟程子说了一句话，“面前路径需放宽”。邵雍在《观物外篇》里讲：你如果自己都容身不得，怎么容得别人呢？[33]当然宽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失去原则，好在邵雍还不是。所以邵雍对五伯是有充分肯定的。邵雍不仅对五伯是有充分肯定，甚至对五代，对那些在我们看来绝对是最混乱的政治秩序里的那些枭雄，那些最糟糕的人，也是有所肯定的，这非常难得。

我常感慨儒家在发展过程中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缺少权力主体性。我说儒家可能不一定要从自己的思想中发展出权力主体性，但是儒家必须有一种能力，就是能够包容政治家。政治家是不能简单地用个人道德的标尺来衡量的，那样衡量相当于用温度计去量长度，你说这个桌子长30摄氏度，等于整个脑子都是乱的，这点也是我最近才慢慢感受到的。其实这倾向在《论语》里面已经有了，孔子对待管仲的态度就是包容政治家的态度。在混乱的格局里哪怕随便有一个人出来，哪怕只能安顿一小片土地，甚至那个安顿是一种刻厉之政，也是好的。在某种程度上，恢复秩序本身就极为重要，秩序本身就是光芒。邵雍对五伯就有这样的包容。“治《春秋》者，不先定四国之功过，则事无统理，不得圣人之心矣。……故四者功之首，罪之魁也。”[34]他说，“治《春秋》者，不先定四国之功过”，四国就是秦、晋、齐、楚，如果你不先定下这四国的功和过，那你讲什么《春秋》呢？这四国是“功之首，罪之魁”，功有多大，罪就有多大。这种解释真是了不起。我觉得邵雍的历史见识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二程。

第三个部分还是四分的，就变到元会运世。刚才我们特别强调了日月星辰的重要性，日月星辰是有顺序的，日月星辰意味这一个光的等级的顺序，日光芒最强，月光芒其次强，星光芒就比较微弱了，辰无光。邵雍的辰的用法是非常独特的，一般我们讲辰都是指行星，但是他讲的辰是天的黑暗背景。这是我的学生陈睿超读出来的，我在这里不敢掠美。日月星辰构成了一个光芒的等级，这就构成了日月星辰的复杂变化，就构成了一个阴阳消长的变化。“日经天之元，月经天之会，星经天之运，辰经天之世。”[35]“经”在这个地方是掌管的意思，元会运世分别对应着日月星辰，注意一定不要把元会运世当成时间的不同观念。元会运世由于对应的是日月星辰，一定是跟光芒有关，跟亮度有关。接下来又乘四，于是有了元之元到世之世的顺序。元之元是一，元之会是十二，元之运三百六十，元之世四千三百二十。即先乘一，再乘十二，然后乘三十，最后再乘十二。会之元是十二，会之元三百六，世之元四千三百二十。关于元会运世有几种算法，这几种算法历史上争议也颇多。从皇之皇到伯之伯意味着不同的治理原则，对应日月星辰实际上是日日到辰辰这样一个过程，日日就是光芒强到不能再耀眼的地方，辰辰就是光芒暗到不能再黑暗的地方。元里面分元、会、运、世，会里面又细分出元、会、运、世，这样依次往下，是一个分的过程。元之元是一个大时间单位，元之元包括世之世，到元之元结束之后一个新的周期就开始了。如果你把元、会、运、世当成时间的段落的话，那皇之皇对应元之元，也就意味着皇之皇统治的时间是最长的。但是邵雍明确地讲，皇帝王伯是“祖三皇，宗五帝，子三王，孙五伯”，以三皇为祖，以五帝为宗，以三王为子，以五伯为孙，接着他感慨“何祖宗之寡而子孙之多耶！”[36]这个世界治世常少而乱世常多，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注意，皇帝王伯不是治理时间之长短，而是皇帝王伯治理原则之恒久性。“皇之皇”与“伯之伯”并非治理时间之长短，而是指治理效果之差别和治理原则的适用范围之大小。“伯之伯”已经暗到不能再暗的时候，他在某些方面也是日用而不知地运用到“皇之皇”的道理。虽然不能充分运用到无为，但是无为从来在任何的治理里面都是有的。

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伯冬也。……唐季诸镇之伯，日月之余光也。后五代之伯，日未出之星也。自帝尧至于今，上下三千余年，前后百有余世，书传可明纪者，四海之内，九州之间，其间或合或离，或治或堕隳，或强或羸，或唱或随，未始有兼世而能一其风俗者。吁，古者谓三十年为一世，岂徒然哉？……惜乎时无百年之世，世无百年之人，比其有代，则贤与不肖，何止于相半也？时之难不其然乎？人之难不其然乎？[37]

治世常少而乱世常多，又有一个必然递降的过程，那么怎么办？为什么这么难治理？他说，从帝尧到今（北宋），三千余年，百有余世（一世是三十年），“四海之内，九州之间”，“或合或离，或治或隳，或强或羸，或唱或随”，一会儿治，一会儿乱，一会儿分，一会儿合，“未始有兼世而能一其风俗者”，兼世就是连续两代。治世常少，真是这样，加起来没几年，武帝上来，一团乱麻，昭宣中兴，没过多长时间，又一团乱麻；贞观之治，后面一团乱麻；开元盛世，后面又一团乱麻。“未始有兼世而能一其风俗者”，为什么会这样呢？他深刻感慨，古人把三十年当作一世，这难道是偶然的吗？这难道是随便说的吗？为什么这么讲？他说“惜乎时无百年之世”，如果一世能有百年该多好。实际上“世”就是我们人能够充分发挥自己作用的时间，虽然一般人可以活到七八十岁，但真正能发挥作用的时间也就三四十年。所以一世三十年，而“时无百年之世”，“世无百年之人”。邵雍不禁慨叹：

仲尼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自极乱至于极治，必三变矣。三皇之法无杀，五伯之法无生。伯一变至于王矣，王一变至于帝矣，帝一变至于皇矣。其于生也，非百年而何？[38]

孔子认为，善人如能治理国家达百年之久，就可以把残、杀那种暴虐之气改掉。在邵雍看来，这意味着由极乱到极治，凡三变而成，伯努力三十年就可以变成王，王努力三十年就可以变成帝，难道不是正好百年吗？但可惜，总是三十年向东，三十年向西，三十年向左，三十年向右，后三十年不左又不右。治理的原则没有办法延续。所以祖宗常少而子孙常多，治世常少而乱世常多。

第四个部分我们要讲到的就是士农工商。士农工商这个等级讲的是治理的结果，就是在不同的治理下老百姓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最高的是士，最低的是商。其实这一点我也同意。邵雍又进一步四四相乘，从而细分为十六个等级：最高的是士士，最低的是商商。商商就是商人的平方，你想这个人得市侩到什么地步。注意讲到万物的时候，有一个细致的变化。前面是讲走飞草木，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就变成了飞走木草。当然后面有飞飞一直到草草。飞飞到草草就有一个大的变化。士士就是巨民，商商就是细民，是大人跟小人的关系；飞飞就是巨物，草草就是细物。总体上讲《观物内篇》偏向于静，偏向于体。这个静和体不是说没有变化，没有衍生，没有发展，而是它更多地强调一种客观的像春夏秋冬一样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这样的必然趋势在他这里是静的，是体，因为看起来好像人的能动性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人为是很难发挥作用的，这里大概只能顺应时势。这种态度跟二程有别，二程强调时势的转化，而邵雍是强调顺应的。邵雍强调的最高的主观能动性是“以经法天”，[39]而“以经法天”就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