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我们分体用两边来讲。体用分别对应不同的数字。第三个部分我来总体介绍《观物内篇》的思想。这个部分我概括为“体以四立”，即以四这个数字立体。整个《观物内篇》最触目的其实就是四这个数字，这个数字太重要了。《朱子语类》里有这样一段话：“康节其初想只是看得‘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心只管在那上面转，久之理透，想得一举眼便成四片。其法，四之外又有四焉。凡物才过到二之半时，便烦恼了，盖已渐趋于衰也。谓如见花方蓓蕾，则知其将盛；既开，则知其将衰，其理不过如此。”[24]邵康节原来看到的就是“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看的也就是个大概，粗粗的，然后这个人“心只管在那上面转”，每天也没别的事儿，以观物为乐，天天在那儿静观，就在那儿想。邵雍这个静的态度看起来和佛老很像，但是他的静是在那儿想事儿，张载的静也是在想事儿，就是一定要发挥人心的思维的作用。“久之理透”，时间久了道理看得透彻。“想得一举眼便成四片”，邵雍看什么都是四截子，一眼看过去马上看出四片来，所有的事物身上他都能看出四片，四这个数字在他的思想中格外重要。我常常想我要是一举眼就看成四片多好啊！所有的事情、人物在你眼中一眼看过去就是四片，分得如此清楚。

当然，这个四片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一点点来看。很显然，四这个数字是从《易》的传统当中来的，邵雍的哲学根于《易》，但是他的哲学不是对《易》的简单的解释和发挥，这是很多北宋道学家普遍的特点。你看周敦颐，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根于《易》，但是你说太极、两仪到五行这个关系在《易》中有吗？没有。这就是一种有根基性的创造与发挥。我们常常讲宋明理学是儒学的第二期发展，是有根据的，宋明时代的儒家哲学确实处处都体现出伟大的创造精神。这些伟大的创造都是以此前的经典为依据的，都是对中国文化，特别儒家文化的一种创造性的发挥。“凡物才过到二之半时，便烦恼了，盖已渐趋于衰也。”什么叫做二之半？就是一、二、三、四，四个阶段，只要进入到2.5这个阶段就开始烦恼了，就开始转衰了。比方说你们（指现场的学生）现在基本上处于第一个阶段，我现在这个状态就是2.5的状态，2.5的状态就是日头已经过午，开始往西偏了。

下面我们来看看邵雍的论述，看看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四片，他这个四是怎么发挥出来的：

物之大者，无若天地，然而亦有所尽也。天之大，阴阳尽之矣；地之大，刚柔尽之矣。阴阳尽而四时成焉，刚柔尽而四维成焉。[25]

“物之大者，无若天地”，天地是最大的，但是天地也有尽头，也有边界。“天之大，阴阳尽之矣；地之大，刚柔尽之矣”，从这里出现了阴阳刚柔，天地就是阴阳刚柔。这阴阳刚柔看起来就是一个二分法，就像我们现在电脑用的二进制。现在有些人用二进制去研究《周易》，但你要知道易道不是简单的二进制，数字里面包含的不仅仅是“数”而且包含了“质”，那里面有阴阳刚柔，它不仅仅是一个量的问题，它包含了价值。“阴阳尽而四时成焉”，阴阳是时间的基础，“刚柔尽而四维成焉”，刚柔是空间的基础。阴阳刚柔出现以后，接着继续往下分：

动之大者谓之太阳，动之小者谓之少阳。静之大者谓之太阴，静之小者谓之少阴。太阳为日，太阴为月，少阳为星，少阴为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体尽之矣。

静之大者谓之太柔，静之小者谓之少柔。动之大者谓之太刚，动之小者谓之少刚。太柔为水，太刚为火，少柔为土，少刚为石。水火土石交，而地之体尽之矣。[26]

阴阳就分成了太阳、少阳、太阴、少阴，这已经成四了。刚柔分太刚、少刚、太柔、少柔。邵雍这里从一到二，二到四，四直接到十六，这个和《周易》的系统是不一样的。2的0次方、1次方、2次方、4次方，一直上去。太阳、少阳、太阴、少阴这个系统对应日、月、星、辰。太刚、少刚、太柔、少柔对应水、火、土、石。日为暑，月为寒，星为昼，辰为夜。暑寒昼夜交，而天之变尽之矣。

水为雨，火为风，土为露，石为雷。雨风露雷交，而地之化尽之矣。[27]

日、月、星、辰对应暑、寒、昼、夜；水、火、土、石对应雨、风、露、雷。注意这个顺序。在读《观物内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前几篇的顺序跟后几篇的顺序是不一样的。日、月、星、辰的顺序没有问题，但是水、火、土、石这样的顺序是有变化的。

暑变物之性，寒变物之情，昼变物之形，夜变物之体。性情形体交，而动植之感尽之矣。雨化物之走，风化物之飞，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走飞草木交，而动植之应尽之矣。[28]

接着下面暑、寒、昼、夜变物之性、情、形、体；雨、风、露、雷化物之走、飞、草、木。值得注意的是，到了《观物内篇》后面几篇时，这个顺序变了，变成的顺序是飞、走、木、草，这个颠倒本身极具深意。走、飞、草、木这个顺序没告诉我们这个里面有一个演化的、递进的过程，既不升也不降，只告诉你事物就是这么生的，乱七八糟，左感右应，感来感去，感应变化，复杂的感应变化形成了各种物类。到了走、飞、草、木，万物、万类就因此生出来了。这里要注意，它是一个从阴阳刚柔不断地去分，阴、阳、刚、柔，雨、风、露、雷，所有这些东西加以变化感应慢慢地就形成了我们说的走、飞、草、木这样的物类，当然后面还复杂。这四个字到后面变成飞、走、木、草的时候，他又乘以四，飞下面有飞飞、飞走、飞草、飞木，草下面有草飞、草走、草草、草木。万物之生没有一个由低到高或者由高到低的确定的价值秩序，事物就是这么生的，从生成这个角度上讲，谁也不比谁优越，是复杂的感应变化关系，一种凌乱的综合，这种凌乱的综合我们也许可以用张载的话讲叫“太和”，他在这里是不强调秩序的，既不强调一个升的秩序，也不强调一个降的秩序。这是我们在把握《观物内篇》的时候需特别注意的一点。

到了走、飞、草、木这个地方，接下来是人的出现。人为什么是万物之灵？人为什么这么重要？

夫人也者，暑寒昼夜无不变，雨风露雷无不化，性情形体无不感，走飞草木无不应。……灵于万物，不亦宜乎。[29]

因为人“暑寒昼夜无不变”，别的物类都是被某一个东西所变：要么被暑所变，要么被寒所变，要么被昼所变，要么被夜所变。但人是贯通在暑寒昼夜的变化当中，“雨风露雷无不化，性情形体无不感，走飞草木无不应”。注意，这里每一个字都不是随便下的。刚才说到的系列里面有一个“变、化、感、应”的系列。因为人是这个样子，所以“灵于万物”。由于人灵于万物，人跟万物就不一样了。如果我们效法刚才那个说法，“圣人主用，百姓主体”，所以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话，那么我猜邵雍会讲，人主用，万物主体，因为万物没有办法真正地改变什么，因为它只能被局限于要么是暑，要么是寒，要么是昼，要么是夜，而人由于能够贯通所有这些东西，所以人能够发挥自己的主动性。这里再次要强调人的主动性问题。有了人以后，所有的情况开始改变了。这是我们讲的《观物内篇》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走、飞、草、木。接着我们看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出现价值秩序，情况已经不一样了，已经不是从产生的角度讲了，不再是那种杂乱无章的高下无分。花花草草跟我们都一样有生命，所以没必要每天想着去把杂草给除掉，所以我们讲周敦颐的时候讲“绿满窗前草不除”。但是，并不是说所有这些都有生命，生命的等级就都一样，所有的事物都有价值，价值就都一样，不是的。所以接着讲一个价值秩序，皇帝王伯。这个等级是怎么来的？来自于昊天和圣人。注意从这个部分开始天时的重要性慢慢地引入进来了，所以后面一整串的变化都跟日月星辰有关，都跟春夏秋冬有关：

夫昊天之尽物，圣人之尽民，皆有四府焉。昊天之四府者，春夏秋冬之谓也。阴阳升降于其间矣。圣人之四府者，《易》《书》《诗》《春秋》之谓也。《礼》《乐》汙隆于其间矣。春为生物之府，夏为长物之府，秋为收物之府，冬为藏物之府。号物之庶谓之万，虽曰万之又万，其庶能出此昊天之四府者乎？《易》为生民之府，《书》为长民之府，《诗》为收民之府，《春秋》为藏民之府。号民之庶谓之万，虽曰万之又万，其庶能出此圣人之四府者乎？昊天之四府者，时也。圣人之四府者，经也。昊天以时授人，圣人以经法天。天人之事，当如何哉？[30]

“夫昊天之尽物”，包括万物，也有约束和整齐所有万物的意思，就好像“圣人之尽民”，圣人能够包络万物。圣人包络万物当然不是身体的角度，圣人的身体跟我们的身体差不多，而是说他的智慧，他对道的理解包括万物，所有的人都包含在圣人的理解当中。昊天和圣人的出现使得整个世界的情况变化了。昊天尽物有四府，圣人尽民也有四府。昊天尽物的四府对应的是春夏秋冬。春夏秋冬一引入，也就引入了秩序，引入了阴阳消长的秩序。圣人尽民的四府是什么呢？这是邵雍一绝大发明。他说，《易》《书》《诗》《春秋》是圣人的四府。五经或者六经出来了。《礼》《乐》跑哪儿去了？《礼》《乐》升降于其间，《礼》《乐》如阴阳。春夏秋冬为什么形成？因为阴阳升降于其间。《易》《书》《诗》《春秋》为什么能够形成这样一个秩序？是因为《礼》《乐》升降于其间。这就太有意思了。《礼》《乐》对阴阳，所有的地方都是发明，但是所有的地方都有根据。《礼》《乐》对阴阳，一点问题都没有，《乐》对阳，《礼》对阴。阴阳这两个字也不能简单看，阴阳这两个概念在邵雍这样的哲学家的哲学系统中去看，是何其复杂的概念。春夏秋冬意味着生长收藏，《易》《书》《诗》《春秋》就对应了生长收藏的秩序。昊天的四府生物、长物、收物、藏物，圣人之四府生民、长民、收民、藏民。昊天强调的是时，时强调的是不可逆转的必然性，所以他讲到治理的发展秩序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种不可逆转的必然性在里面，凡物必有春夏秋冬。有人一看，这不就是佛教的成住坏灭嘛！于是就说这是受了佛教的影响。中国古来就有春夏秋冬的传统，用成住坏灭干吗？凡是这种都是多余的见识。一般大师都会留下一些根本解决不了的庞大问题，比如陈寅恪。陈寅恪天天讲宋明理学发端于佛教，所以大家应该先研究佛教，再去研究宋明理学。但你看，凡研究佛教再研究宋明理学的，普遍都研究不通，佛教和理学不是一回事儿。所以有时候读大师的书一定要注意，凡大师说这个题目很重要但却又不去做的，就说明不靠谱，要重要早就做了。

昊天讲的是时，圣人讲的是经。经是以经法天，用经来效法天。注意以经法天这个方面人的主体性、人的主观能动性已经出来了，人的主观努力已经出来了。没有这个努力的话，你可以不法天，可以背天，背离天时，到了春天用冬天之道，到了夏天用秋天之道。到这一步，他又做了乘四的变化。生、长、收、藏从生生、生长、生收、生藏到藏生、藏长、藏收、藏藏。从生生到生藏对应的是皇帝王伯。从生生到生藏是一个递降顺序，是阴阳消长的一个递降顺序，总体趋势是下降的，所以对应皇帝王伯这样一个治理的下降顺序。藏生一直到藏藏对应的是秦、晋、齐、楚。生生这个阶段一定是万物最蓬勃兴盛的阶段，藏藏这个阶段一定是一片寂寥的阶段，基本上接近于空无，所有万物都销毁了。注意秦、晋、齐、楚没有一个能对应王的，没有一个能对应帝的，没有一个能对应皇的。皇帝王伯，这是治理之道的衰退。藏生到藏藏的阶段仅仅对应伯的阶段，这里体现了一个治理之道的递降过程，注意是治理之道的递降过程，其实不是说一个实际治理必然要这样递降，中间的俯仰变化复杂多了，但是总体上治理之道，或者叫治理的原则是有这样一个递降的过程。当然这样一个递降的过程通常会跟历史的发展顺序一致。这个在某种意义上也算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这样一个递降的顺序就仿佛春夏秋冬一样有其不可逆转的必然性。

邵雍思想中很多地方体现出他受到老子某些方面的影响。这个地方显然有老子的影子：“所谓皇帝王伯者，非独三皇五帝三王五伯而已，但用无为则皇也，用恩信则帝也，用公正则王也，用知力则伯也。”[31]比如说他讲到皇帝王伯的时候，他说不是三皇五帝、三王五伯，他讲过一个原则，凡用无为就是皇，用恩信就是帝，用公正就是王，用智、力就是伯。这很像老子：无为是最高的原则，接下来恩信，“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这个治理之道的下降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是有其合理性的。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对待《春秋》的态度。邵雍对待《春秋》的态度跟我们之前讲的宋初三先生里孙复的态度是非常不同的，他有一段材料直接就在批评孙复。孙复说《春秋》是有贬无褒，邵雍说怎么能这么看呢？谁说五伯没功劳？五伯当然有功劳，孔子哪能那么不通情理呢？所以他说，“《春秋》尽性之书”，[32]《春秋经》是真正通情达理的，能理解在这种局面下的不得已。这在某种意义上也能在《论语》中得到印证。《论语》里面孔子的弟子，像子路、子贡等人，提到管仲都极为不屑，天天在那儿找管仲的茬，但孔子好像有变化，孔子到后面就讲“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很了不起。在一个衰颓之世里面能够维持一个国家的基本格局，处在递降的顺序当中不可逆转的时候，仍然能勉力维持一个起码过得去的格局。这个地方你能看到邵雍的宽。邵雍临终前开玩笑，跟程子。程子也不像话，邵雍快死的时候，程子就去问你这个时候心情如何，你平时学养都体现在什么地方？邵雍说自己要“试去观化一番”，也就是去看看造化是怎么样的。程子就说：别人观你的化，你怎么能观别人的化呢？这真是太不会安慰人了，还跟人家讨论哲学道理呢！邵雍气息已经极为微弱了，说：你现在就是说生姜生在树上我也由得你说。接下来跟程子说了一句话，“面前路径需放宽”。邵雍在《观物外篇》里讲：你如果自己都容身不得，怎么容得别人呢？[33]当然宽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失去原则，好在邵雍还不是。所以邵雍对五伯是有充分肯定的。邵雍不仅对五伯是有充分肯定，甚至对五代，对那些在我们看来绝对是最混乱的政治秩序里的那些枭雄，那些最糟糕的人，也是有所肯定的，这非常难得。

我常感慨儒家在发展过程中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缺少权力主体性。我说儒家可能不一定要从自己的思想中发展出权力主体性，但是儒家必须有一种能力，就是能够包容政治家。政治家是不能简单地用个人道德的标尺来衡量的，那样衡量相当于用温度计去量长度，你说这个桌子长30摄氏度，等于整个脑子都是乱的，这点也是我最近才慢慢感受到的。其实这倾向在《论语》里面已经有了，孔子对待管仲的态度就是包容政治家的态度。在混乱的格局里哪怕随便有一个人出来，哪怕只能安顿一小片土地，甚至那个安顿是一种刻厉之政，也是好的。在某种程度上，恢复秩序本身就极为重要，秩序本身就是光芒。邵雍对五伯就有这样的包容。“治《春秋》者，不先定四国之功过，则事无统理，不得圣人之心矣。……故四者功之首，罪之魁也。”[34]他说，“治《春秋》者，不先定四国之功过”，四国就是秦、晋、齐、楚，如果你不先定下这四国的功和过，那你讲什么《春秋》呢？这四国是“功之首，罪之魁”，功有多大，罪就有多大。这种解释真是了不起。我觉得邵雍的历史见识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二程。

第三个部分还是四分的，就变到元会运世。刚才我们特别强调了日月星辰的重要性，日月星辰是有顺序的，日月星辰意味这一个光的等级的顺序，日光芒最强，月光芒其次强，星光芒就比较微弱了，辰无光。邵雍的辰的用法是非常独特的，一般我们讲辰都是指行星，但是他讲的辰是天的黑暗背景。这是我的学生陈睿超读出来的，我在这里不敢掠美。日月星辰构成了一个光芒的等级，这就构成了日月星辰的复杂变化，就构成了一个阴阳消长的变化。“日经天之元，月经天之会，星经天之运，辰经天之世。”[35]“经”在这个地方是掌管的意思，元会运世分别对应着日月星辰，注意一定不要把元会运世当成时间的不同观念。元会运世由于对应的是日月星辰，一定是跟光芒有关，跟亮度有关。接下来又乘四，于是有了元之元到世之世的顺序。元之元是一，元之会是十二，元之运三百六十，元之世四千三百二十。即先乘一，再乘十二，然后乘三十，最后再乘十二。会之元是十二，会之元三百六，世之元四千三百二十。关于元会运世有几种算法，这几种算法历史上争议也颇多。从皇之皇到伯之伯意味着不同的治理原则，对应日月星辰实际上是日日到辰辰这样一个过程，日日就是光芒强到不能再耀眼的地方，辰辰就是光芒暗到不能再黑暗的地方。元里面分元、会、运、世，会里面又细分出元、会、运、世，这样依次往下，是一个分的过程。元之元是一个大时间单位，元之元包括世之世，到元之元结束之后一个新的周期就开始了。如果你把元、会、运、世当成时间的段落的话，那皇之皇对应元之元，也就意味着皇之皇统治的时间是最长的。但是邵雍明确地讲，皇帝王伯是“祖三皇，宗五帝，子三王，孙五伯”，以三皇为祖，以五帝为宗，以三王为子，以五伯为孙，接着他感慨“何祖宗之寡而子孙之多耶！”[36]这个世界治世常少而乱世常多，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注意，皇帝王伯不是治理时间之长短，而是皇帝王伯治理原则之恒久性。“皇之皇”与“伯之伯”并非治理时间之长短，而是指治理效果之差别和治理原则的适用范围之大小。“伯之伯”已经暗到不能再暗的时候，他在某些方面也是日用而不知地运用到“皇之皇”的道理。虽然不能充分运用到无为，但是无为从来在任何的治理里面都是有的。

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伯冬也。……唐季诸镇之伯，日月之余光也。后五代之伯，日未出之星也。自帝尧至于今，上下三千余年，前后百有余世，书传可明纪者，四海之内，九州之间，其间或合或离，或治或堕隳，或强或羸，或唱或随，未始有兼世而能一其风俗者。吁，古者谓三十年为一世，岂徒然哉？……惜乎时无百年之世，世无百年之人，比其有代，则贤与不肖，何止于相半也？时之难不其然乎？人之难不其然乎？[37]

治世常少而乱世常多，又有一个必然递降的过程，那么怎么办？为什么这么难治理？他说，从帝尧到今（北宋），三千余年，百有余世（一世是三十年），“四海之内，九州之间”，“或合或离，或治或隳，或强或羸，或唱或随”，一会儿治，一会儿乱，一会儿分，一会儿合，“未始有兼世而能一其风俗者”，兼世就是连续两代。治世常少，真是这样，加起来没几年，武帝上来，一团乱麻，昭宣中兴，没过多长时间，又一团乱麻；贞观之治，后面一团乱麻；开元盛世，后面又一团乱麻。“未始有兼世而能一其风俗者”，为什么会这样呢？他深刻感慨，古人把三十年当作一世，这难道是偶然的吗？这难道是随便说的吗？为什么这么讲？他说“惜乎时无百年之世”，如果一世能有百年该多好。实际上“世”就是我们人能够充分发挥自己作用的时间，虽然一般人可以活到七八十岁，但真正能发挥作用的时间也就三四十年。所以一世三十年，而“时无百年之世”，“世无百年之人”。邵雍不禁慨叹：

仲尼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自极乱至于极治，必三变矣。三皇之法无杀，五伯之法无生。伯一变至于王矣，王一变至于帝矣，帝一变至于皇矣。其于生也，非百年而何？[38]

孔子认为，善人如能治理国家达百年之久，就可以把残、杀那种暴虐之气改掉。在邵雍看来，这意味着由极乱到极治，凡三变而成，伯努力三十年就可以变成王，王努力三十年就可以变成帝，难道不是正好百年吗？但可惜，总是三十年向东，三十年向西，三十年向左，三十年向右，后三十年不左又不右。治理的原则没有办法延续。所以祖宗常少而子孙常多，治世常少而乱世常多。

第四个部分我们要讲到的就是士农工商。士农工商这个等级讲的是治理的结果，就是在不同的治理下老百姓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最高的是士，最低的是商。其实这一点我也同意。邵雍又进一步四四相乘，从而细分为十六个等级：最高的是士士，最低的是商商。商商就是商人的平方，你想这个人得市侩到什么地步。注意讲到万物的时候，有一个细致的变化。前面是讲走飞草木，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就变成了飞走木草。当然后面有飞飞一直到草草。飞飞到草草就有一个大的变化。士士就是巨民，商商就是细民，是大人跟小人的关系；飞飞就是巨物，草草就是细物。总体上讲《观物内篇》偏向于静，偏向于体。这个静和体不是说没有变化，没有衍生，没有发展，而是它更多地强调一种客观的像春夏秋冬一样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这样的必然趋势在他这里是静的，是体，因为看起来好像人的能动性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人为是很难发挥作用的，这里大概只能顺应时势。这种态度跟二程有别，二程强调时势的转化，而邵雍是强调顺应的。邵雍强调的最高的主观能动性是“以经法天”，[39]而“以经法天”就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