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个部分我们要讲邵雍思想中对用的层面的思考。“用因三尽”，“三”这个数字就把圆引入进来了。算法里常常讲“径一围三”[40]，邵雍为了凑这个“三”字真是煞费苦心。体者八变，用者六变。是以八卦之象，不易者四，反易者二，以六卦变而成八也。[41]

八卦显然是二乘四，但是邵雍把对反的两卦算一卦，震艮、巽兑，加上不变的乾坤坎离，就成了六。“体者八变，用者六变”，三这个字出来了。《周易》的关系，往上是二的一次方：太极生两仪；二的二次方：两仪生四象；二的三次方：四象生八卦，三出来了；到八八六十四是二的六次方，注意三和六都出来了。把三引入进来要做什么？要我们注意文王的作用。邵雍讲不讲主体性？邵雍当然讲主体性。朱子曾说：“康节煞有好说话，《近思录》不曾取入。近看《文鉴》编康节诗，不知怎生‘天向一中分造化，人于心上起经纶’底诗却不编入。”[42]《语类》里讲“康节煞有好说话”，邵雍说了很多漂亮的话，“《近思录》不曾取入”，这是在批评吕祖谦，“近看《文鉴》编康节诗”，又在指控吕祖谦，收康节的诗却不收这样一句，“天向一中分造化，人于心上起经纶”，所以后来朱子的弟子说邵雍也不是完全的顺应，因为他还要讲经纶。经纶是主体性的充分调动和发挥。

“起震终艮一节，明文王八卦也；天地定位一节，明伏羲之卦也。”[43]按照邵雍的理解，《周易》的系统有伏羲之《易》，和文王之《易》。伏羲之《易》是先天学，文王之《易》是后天学。先天学在我看来基本上是客观的，到了后天学就有了主观人为。在用《易》《书》《诗》《春秋》建立起来的皇帝王伯顺序当中，文王处于《诗》的顺序，恰恰就是朱子讲的“二之半”，就是已经开始衰了。其实在前两个阶段，没有主观人为是没关系的，再坏也坏不到哪儿去，瞎折腾没准折腾坏了，顺任着他往下走就完了，但是到了王这个阶段就需要经纶了。这个地方正应和了《易传》对《周易》的理解，“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周易•系辞》），《易》一定是发生于中古，发生于衰世。这个跟《易》《书》《诗》《春秋》当中的《易》是不一样的，那个《易》应该更多地指伏羲之《易》。值得注意的是，邵雍解释《周易》的时候更多的是强调用之三，即人的主体性的发挥。但是人再想发挥自己的主体性，也不能是主观的任意妄为。而拒绝主观妄为的具体方法，就在于他强调的数的作用，数的这种客观性：“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44]讲到数的作用，他说“太极一也，不动”，太极是统一的所以不动，“生二，二则神也”，神就有动的意思，“神生数”，到二这个阶段就开始有数的变化，“数生象，象生器”，到了器物这个层面的时候一定是以客观事物作为终结。“器”这个字不是简简单单说物质，各种各样的治理工具、治理方法、治理原则其实也可以叫“器”。数成为观物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他用数来解释《周易》的时候，强调蓍法、蓍数、卦数、策数，强调数的自然而然、没有人为掺杂于其中的客观的契合、客观的系统的时候，这里面都包含着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文王之《易》的作用。而文王之《易》恰恰对应的是衰世的开端，处于衰世的开端恰恰需要主观人为，而这种主观人为，或者说人的主体性，是在对天地万物客观之理的深刻洞察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发挥出来，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任意妄为。

[1]　“又问：‘伯温解《经世书》如何？’曰：‘他也只是说将去，那里面曲折精微也未必晓得。康节当时只说与王某，不曾说与伯温。模样也知得那伯温不是好人。’”参见《朱子语类》卷一百《邵子之书》，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547页。

[2]　朱震：《汉上易传表》，见《汉上易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5页。

[3]　参见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557页。

[4]　参见《朱子语类》卷一百《邵子之书》，1986年，第2542页。

[5]　“一日，二程先生侍太中公访康节于天津之庐，康节携酒饮月陂上，欢甚，语其平生学术出处之大致。明日，明道怅然谓门生周纯明曰：‘昨从尧夫先生游，听其论议，振古之豪杰也。惜其无所用于世。’”参见朱熹：《名臣言行录》，见《朱子全书》（第十二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第848页。另，“康节诗云：‘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玄酒味方淡，大音声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请问庖羲。’可谓振古豪杰！”参见《朱子语类》卷七十一《易七》，1986年，第1793页。

[6]　《朱子语类》卷一百《邵子之书》，1986年，第2545页。

[7]　“君子之学，以润身为本。其治人应物，皆余事也。”参见邵雍：《邵雍集》，2010年，第156页。

[8]　《朱子语类》卷一百《邵子之书》，1986年，第2543页。

[9]　邵雍：《邵雍集》，2010年，第49页。

[10]　同上书，第152页。

[11]　邵雍：《邵雍集》，2010年，第163页。

[12]　邵雍：《击壤集序》，见《邵雍集》，2010年，第180页。

[13]　同上书，第164页。

[14]　邵雍：《邵雍集》，2010年，第91页。

[15]　楼宇烈：《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47页。

[16]　“老子，知《易》之体者也。”参见邵雍：《邵雍集》，2010年，第164页。

[17]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15页。

[18]　《朱子语类》卷八十七《礼》，1986年，第2259页。

[19]　邵雍：《邵雍集》，2010年，第80—81页。

[20]　邵雍：《邵雍集》，2010年，第107页。

[21]　同上书，第143页。

[22]　同上。

[23]　同上书，第161页。

[24]　《朱子语类》卷一百《邵子之书》，1986年，第2546页。

[25]　邵雍：《邵雍集》，2010年，第1页。

[26]　邵雍：《邵雍集》，2010年，第2页。

[27]　同上。

[28]　邵雍：《邵雍集》，2010年，第3页。

[29]　同上书，第4页。

[30]　邵雍：《邵雍集》，2010年，第11页。

[31]　邵雍：《邵雍集》，2010年，第159页。

[32]　同上书，第166页。

[33]　“先君病且革，乡人聚议后事于后，有欲葬近洛城者。时先君卧正寝，已知之曰：‘祇从伊川先茔可也。’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无以致力，愿先生自主张。’先君曰：‘平生学道，固至此矣，然亦无可主张。’伊川犹相问难不已，先君戏之曰：‘正叔可谓生姜树头生，必是生姜树头出也。’伊川曰：‘从此与先生诀矣，更有可以见告者乎？’先君声气已微，举张两手以示之。伊川曰：‘何谓也？’先君曰：‘面前路径常令宽，路径窄则自无着身处，况能使人行也。”邵伯温：《易学辨惑》，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另参见朱熹：《名臣言行录》，见《朱子全书》（第十二册），第850页。程颢、程颐：《二程集》，2004年，第112、675页。邵雍：《邵雍集》，2010年，第159页。

[34]　邵雍：《邵雍集》，2010年，第166页。

[35]　邵雍：《邵雍集》，2010年，第35页。

[36]　邵雍：《皇极经世书》卷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7]　邵雍：《邵雍集》，2010年，第39页。

[38]　邵雍：《邵雍集》，2010年，第32—33页。

[39]　邵雍：《皇极经世书》卷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0]　“圆者径一围三，重之则六；方者径一围四，重之则八。”邵雍：《邵雍集》，2010年，第87页。

[41]　同上书，第52页。

[42]　《朱子语类》卷一百《邵子之书》，1986年，第2553页。

[43]　邵雍：《邵雍集》，2010年，第139页。

[44]　同上书，第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