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讲我们讲了邵雍。实际上邵雍思想中的未发之蕴是非常多的，目前看起来北宋思想的研究非常兴盛，但实际上我们真正深入这些研究，会发现我们对于一些北宋历史上特别重要的哲学家，对他们思想的哲学揭示缺乏深度。包括今天这一讲的主要内容——程颢。我们读关于宋明理学的书会发现程颢的地位非常高，后来的哲学家或多或少受到程颢的影响，程颢是所有人都要回溯到的一个点。对于程颐还有很多争议，有的人认为程颐的思想太过支离，分析性过强。比如牟宗三先生认为程、朱都违背了儒学的正统，但是他把程颢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程颢到底有多重要？你真正去读宋明理学史的时候会发现好像他的思想非常简单，甚至会觉得他的思想的基本逻辑结构还不如周敦颐严谨，还不如邵雍详密，所以，如何进一步挖掘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哲学中真正深邃的东西，不仅涉及到哲学思考的深细程度，还涉及到哲学品味的调整。我们在研究哲学的时候总有一种哲学的趣味，这种趣味在所有哲学史写作中都能体现，比如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和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都有他们的哲学趣味。不同的哲学趣味会影响一个学者面对中国哲学史上重要人物的理解角度。

上一讲我们讲到邵雍的时候主要还是发挥《观物内篇》的思想，因为它从总体上讲比较有条理。我上一讲也强调了，《观物内篇》主要是讲体，《观物外篇》是讲用的。用我的话来总结就是“体以四立”“用以三尽”。当然也可以倒过来讲，“体立于四，用尽于三”。三这个数字的引入，就带入了邵雍对《周易》的理解。整个《观物外篇》复杂多样的计算系统中，邵雍试图看见所有数字关系的妙合自然、不假安排的特点。他强调在数的安排中体现的理，所以他的算法非常复杂。而且，因为文体是笔记，所以恐怕还需要做细致的文本校勘。当然我们读《观物外篇》时要注意几个基本的数：一为策数。策数就是在揲蓍占卦的时候，50根蓍草，去掉1根，中间分开之后，然后通过复杂的操作，得出6、7、8、9四个数字，这个过程当中的数字就是策数。二为爻数。三为卦数。还涉及到阴阳爻的数字。所有这些数字加在一块构成一个复杂的数字关系，这点我们在本讲不做过多补充。我们在上一讲已经强调过了，邵雍特别区分了伏羲《易》和文王《易》：文王《易》是特别强调用的，三的确立特别强调的是用，强调用也就强调了人的主体性的发挥，所以朱子特别表彰邵雍的那句诗：“天向一中分造化，人于心上起经纶。”还有另外一句诗：“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伯大铺舒。”《易传•系辞》反复讲：“做《易》者其有忧患乎？”文王处衰世之初，不能不有所作为。当然，其中更详细的东西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对程颢思想的介绍。如果你去看陈来老师的《宋明理学》，他的顺序是：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放在最后。我还没问过陈老师为什么这么排序，因为从年辈角度讲，邵雍当然是在二程前面的。张载从年辈的角度讲也在二程前面，因为张载比程颢大11岁，而且他是二程兄弟的表叔，他们之间的亲缘关系是非常近的。所以从年辈角度讲，张载应该放在前面。但是从思想成熟的先后看，张载显然应该放在程颢后面。在思想的产生这方面，张载是受到二程，特别是程颢的启蒙的。如果不是年辈问题，张载在某种意义上甚至一度可以算作二程的弟子。程颢的弟子吕大临在写张载《行状》时讲：张载见到二程后，“尽弃其学而学焉”。[1]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记述，而且像吕大临这样的人能这样写，应该是不无根据的。我们之所以把程颢放在张载前面，强调的正是思想的发展过程。

整个唐宋儒学复兴运动，到了周敦颐、邵雍，一些基本的规模已经被建立起来的，但是最大的突破还没有真正出现，儒学思想发展的明确方向还没有真正确立起来。你去看周敦颐和邵雍的思想有很大差别，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宋明道学传统的基本概念架构、基本逻辑结构、基本思想共识还没有确立起来。所以我们从唐末开始讲起，可以看到儒学复兴的曙光一点一点地展现出来，它有一个发展过程，不是突然出现的东西。宋明理学和唐宋儒学复兴运动真正确立方向、基本概念架构、基本逻辑结构和思想共识，是到了程颢才真正完成的。

当然，读《二程集》非常麻烦，因为里面有大量语录，语录中很多“二先生曰”的部分不知道是大程子还是小程子说的。我曾经让我的一个学生去做一个考证的工作，去把这些语录是谁说的考证清楚，他花了很大功夫，发现里面大部分是考证不清楚的。当然我觉得也不用那么细致，基本上《二程集》前面“二先生曰”的部分如果没有明确说“正叔曰”的，大致就可以归入程颢的名下，这是我阅读的一个整体感觉。所以我们讲程颢的时候是以《二程集》前面十卷的内容为主。你读的时候可能会问，这些材料这么散，程颢到底有没有他的哲学架构，程颢真的有所谓的哲学吗？在北宋的时候，真的有所谓儒学的第二期发展吗？如果真的有，真正的奠基者就是程颢。这是我们本节课重点要讲的。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程颢的生平。

程颢，字伯淳，弟弟程颐字正叔。兄弟二人生来性格就不一样。程颢天资高明，思想成熟极早，一经点拨立马就能够有深入丰富的理解。程颐相对来说比较笃实、严谨，他的思想一直在发展，到晚年才真正养出些宽厚的气象。程颢曾经讲：“随人才而成就之”，即根据不同人的性格、才能，给出相应的引导，只有我能做到，而将来“能使人尊严师道”，只有我弟弟能做。[2]他们俩的性格差别在这里就能看得出来，而且二人的天分差别也能看得出来。他们母亲很早就看出他们俩的不一样，所以在程颢的书桌旁边写了“进士及第程伯淳”，说这孩子将来一定能考中进士；写到程颐就说是“处士”，说这个人将来也就是一介布衣，一辈子也考不中进士。[3]程颢第一次参加科举就中了进士，程颐第一次参加科举没中，就不再考了。我猜他这是想向世人证明他母亲有多么地明智。程颢生于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卒于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他去世时的元丰八年是关键的年份，那时候神宗刚去世。程颢的去世对整个北宋政坛都是非常大的损失，因为当时还能说得动司马光的只有程颢一个人。如果程颢还活着，司马光对王安石一党的做法可能还不会那么极端，那么北宋的历史可能会改写。程颢是河南伊川人，去世以后也葬在伊川。他去世后，朝廷没有给他谥号，当时的太师文彦博题其墓表曰“明道先生”。这是私谥，是好友给他的一个谥号。“明道”二字当然是非常高的表彰，但一般的人都认为这并不过分，接触过程颢的人都会了解这一点。程颢天资高明，胸怀洒落。平日不接触他的人，觉得他“终日坐如泥塑人”，一接触他，会发现他“浑是一团和气”。[4]有点儿《论语》里讲的“望之俨然，即之也温”（《论语•子张》）的意思。

程颢幼年就确立了追寻圣学的目标。在父亲的引导下，他们去周敦颐那里问学。周敦颐令二程去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后来程颢讲：“再见周茂叔，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5]这个时候，他对儒家那种温暖的、平正的、如春天般的气息就有了深刻的把握。据记载，他几岁的时候就写过一首诗，叫《酌贪泉》，其中有“中心如自固，外物岂能迁”[6]的句子，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儒家根本精神的体会。程颢的文章留存下来的不多，但是写得很好，他的诗也写得很好，我特别喜欢程颢的这首诗：“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幻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7]闲来无事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得非常从容。大凡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一般不看他如何处忙，而看他如何处闲。睡醒了之后发现，东边的窗户已经微微泛红了，天明即起，毫无怠惰之气；静观万物，皆能自得其意，皆能有自己的体会；虽然“万物静观皆自得”，虽然是个了不起的哲学家，但是再了不起，每一个季节的美好的兴致，其实和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不同，这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儒家的道路是朴素到骨子里的道路，不故弄玄虚。用程颢的一句话讲叫“不强生事”[8]，这个世界的道理如此坦白，拐弯抹角说什么呢？这两句话要和《论语•乡党》篇第一句联系起来读：“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从来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这就是“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的意味。我了解的儒家的道理包括所有天地有形和无形的万物，思想能够深入到千变万化的形态中，说明既能了解大的原则，又能了解大原则之下的丰富细致的变化。这首诗当然非常好。我越到中年就越发现，与这样的诗比较，唐人的诗失之雕琢，用字太雕琢了。朱子的诗也这样儿，比如：“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9]没有一个字是经过雕琢的，没有一个字是憋在那儿冥思苦想而来的。这是程颢比程颐高明的地方，程颐的诗实在太差了，比张载的诗还差。这诗后面尤其明白，不多做解说。

我一向以为，读《二程集》是宋明理学最佳入手处，我很多学生读宋明理学我首先推荐他们去读的就是《二程集》。读完《二程集》，真正平正的东西才能树立起来。

接下来进入程颢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