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韩愈以来，儒学复兴运动对佛教的批判我们之前已经反复在讲了。但是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仅仅批判是不够的，批判在某种意义上能确立起自我和他人的边界，能确立起儒学的传统与佛教的传统的边界，这种边界意识是自我思想的自觉，但是，仅仅批判并不能树立起自己的思想。程颢的贡献在于，他在批评佛教的过程中树立了儒学的基本方向，后来程颢讲“自明吾理”[10]，这是儒学的一个明确的号召。儒学自立后就不用再去和佛教争辩，这个道理在这里，真伪自辨。“自明吾理”是程颢对整个儒学复兴运动给出的明确方向，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要为儒家生活方式找到形上学基础，为儒家生活方式奠定哲学基础。这样的意识已经贯通在宋初三先生的思想当中，但还不是很自觉；在周敦颐、邵雍那里，我们也可以约略地看出，但是都没有明确提出这一点。提出“自明吾理”“吾理自立”，是程颢的伟大贡献。

程颢对佛教的批判是非常全面的。《二程集》里有这样一个记录，他去参加一个聚会，回来对弟子讲：

昨日之会，大率谈禅，使人情思不乐，归而怅恨者久之。此说天下已成风，其何能救！古亦有释氏，盛时尚只是崇设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风，便先言性命道德，先驱了知者，才愈髙明，则陷溺愈深。在某，则才卑德薄，无可奈何它。然据今日次第，便有数孟子，亦无如之何。只看孟子时，杨、墨之害能有甚？况之今日，殊不足言。[11]

昨天大家都是在谈禅，让我很不高兴，回来之后还念念不忘。程颢有一种沮丧感，他说，古代佛教最鼎盛的时候，不过是一些愚夫愚妇做偶像来崇拜，这个危害还是非常小的。到我们这个时代，先把性命的道理讲了，先把有才华、天分高的人都吸引过去了，所以有一句话叫“儒门淡泊，收拾不住”，高者尽入禅门。[12]因为儒家的道理朴素，越是天分高的人越不喜欢这种朴素的道理。所以程颢讲，才分越高陷溺反而越深。我们今天的状况也是如此。好好的北大数学系、物理系的高才生出家去了。天下有这么多事可做，学了点传统文化就说要出家。好人都出家了，这个世界留给谁？好人得坚持下来。所以，“才愈高明，则陷溺愈深。在某，则才卑德薄，无可奈何它”，我这样一个才卑德薄的人，实在是无奈何它了。他说，孟子的时代面对的不过是杨朱、墨翟的思想，杨朱、墨翟的思想其害能有几何？他们的道理根本说不通。杨朱说“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孟子•尽心》），稍有见识的人也知道，如果人人都是这个思想那么这个社会是不能成立的。后来孟子讲“诐辞”“淫辞”“邪辞”“遁词”（《孟子•公孙丑》），朱子在解释“遁辞”时举了杨朱的例子。杨朱说“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后来又补充了一句：再说了拔一毛也不能利天下。朱子说这就是遁词，他的道理讲不下去。[13]墨子讲要同等程度地爱所有人，这在道理上说不通，实践上行不通。这样的道路怎么可能长久呢？有的人还在探讨墨家为什么到了战国末年就亡了，墨家不亡才怪，因为这个道理没法延续下去。在某些特定的机缘里，某些人坚持了这个道理，这些人，我们向他致敬，但这是做不下去的。人是生活在时空关系中的，有时间就有先有后，有空间就有近有远。有先有后有近有远，怎么可能同等程度地爱别人。有限的人只有有限的精力，怎么能去无限地兼爱呢？所以道理讲不通。“杨、墨之害能有甚？”但程颢那个时代，面对的是佛教，这就麻烦了。程颢说今天就算出几个孟子也无奈何。但是我们现在回头去看，虽然没有出现几个孟子，只出了个程颢，风气竟然就扭转过来了，所以也不必这么悲观，悲观是文人的余习。文人习惯性地把自己的悲观表达出来，文人以玩味自己的悲观为趣味。实际上，有的时候真正要改变这个世界只需要几个人。

程颢还说：“今日卓然不为此学者，惟范景仁与君实尔，然其所执理，有出于禅学之下者。”[14]君实就是司马光，范景仁就是范镇，程颢说这两个人能坚守住。但是他话锋一转，“然其所执理，有出于禅学之下者”，也就是说，他们说的道理反而不如禅学说的好。司马光到晚年的时候，当时一般的人是不敢批评他的，但是程颢批评司马光，司马光每次都得听，因为你的道理确实不如人家看得透。司马光确实不是思想家，但是他有做思想家的野心：《资治通鉴》是仿《春秋》的，作了《温公易说》，又注《太玄》，又自己发明了一套系统，叫《潜虚》。《周易》是一个“二”的系统，《太玄》是个“三”的系统，《潜虚》直接造出了一个“五”的系统。所以你看他野心其实特别大，这些都是拟经。他作《中庸解》的时候，突然觉得，这句我好像没有读懂，就跑去问程颢。程颢说，我觉得你从“天命之谓性”那句开始就没有读懂。[15]司马光读不懂《中庸》这是不用怀疑的，有些人的天分不在这儿。梁漱溟先生有一次和陈寅恪讨论某个问题，陈寅恪不答。陈寅恪是贵族出身，骨子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贵族气，所以我觉得他不回答，意思是说这个问题我不屑于答。梁漱溟先生后来说道：人的才分真是奇怪，陈寅恪这么大的学问，这样重要的问题竟然没有想过。陈寅恪的学问确实了不起，但在哲学上确实没有梁漱溟那样执着和深刻的思考。我年轻的时候觉得梁先生很多地方非常粗糙，但现在回头去看，梁先生大的方面的见识真是颠扑不破。近代以来，梁漱溟先生是真正诚实地面对了这个国家和文化的命运的，其他的人多多少少都有点不诚实。回到这个主题上来，程颢称许司马光和范镇能不为佛学影响，但是他们所讲的道理反而更说不通。所以程颢说：“惟当自明吾理，吾理自立，则彼不必与争。”没有必要去与争辩，因为在争辩的过程中，你会不知不觉地受到对方逻辑的影响。

程颢对佛教有尖锐的批判。他对佛教的批判，不见得就是对佛教正确的理解。但是他的很多批判，哪怕今天拿过来，研究佛学的学者，恐怕也难以回避。程颢对佛教的第一个批判：“以生死恐动人。可怪二千年来，无一人觉此。”[16]佛家讲四圣谛——苦集灭道。苦从何来？佛教讲八苦的时候上来就是生老病死。《坛经》里有一段，说有一个人来见六祖慧能，急匆匆地绕着他走。慧能问他，你走什么？他说：“死生事大，无常迅速。”（《坛经•机缘品第七》）这不是以生死恐动人，又是什么？程颢的生死观则是非常明达的。在生死问题上，最好的是孔子的态度，他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活着的事还没想明白，你想死干吗？你想得清楚吗？你又没有经验。现在各种说法，只要是讲死亡的都是不可验证的。你说有轮回，他说没轮回，怎么验证呢？我愿意相信这个世界有轮回，我希望有轮回，但万一没有呢？凡讲道理，要么可证实，要么可证伪。既不可证实，又不可证伪，那就不是道理了，是一种没道理的相信。“圣贤以生死为本分事”，“佛之学为怕死生，故只管说不休”。[17]这是程颢对佛教的批判的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佛教要追求解脱。佛家最核心的目标就是解脱。有的人说佛家最重要的道理是慈悲？你去看看书，看看吕澂先生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和《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就知道了。程颢说，佛学一开始还是一个利心，一个自利的心。为什么有这个自利心，因为没有看到万物一体，而是从自己的身体出发。要利自己的身，所以要去根尘。所以，这是一个“自私自利的规模”。[18]如果从原初佛教出发，这种批判是有道理的，当然到后来佛教是有变化的。这样一个自私独善的规模，如果枯槁山林，独自一个人在山林中不出来做事，没关系，无非是这个世界上少你一个人，但是佛家又想把这种不可普遍化的生活方式加以推广。如果按照佛教的理念去生活首先要出家，出家就意味着不用承担任何社会义务，但你出家了你父母怎么办，你兄弟姐妹怎么办，你的家人怎么办？有人说我没家人。大家都出家了，不承担人类繁衍的义务，那人类不是要灭亡了？为什么《孟子》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为我们的种群要延续，所以佛教的生活方式不可普遍化。早期的佛教徒是不事劳动，不事生产的，那么谁来养活你？这样的世界是无法延续下去的。

佛教传入中国后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与本土的文化有一种妥协关系，其中特别重要的妥协是佛学强调自己和儒家“心同迹异”，道理讲的是一样的但是外在表现有所不同。但这是“弥近理而大乱真”，[19]看起来有道理，但是越接近道理反而越混淆了最根本的界限。儒佛之间的不同恰恰是迹不同因而心不同。所以程子说：“心迹一也。岂有迹非而心是者也？正如两脚方行，我本不欲行，他两脚自行。”[20]迹是心的表现，哪有外面的表现不对心却对的呢？一边走一边对自己的心说，“我本不欲行，他两脚自行”，这个完全没道理。

程颢对佛教也不是全盘否定，他认为佛教在很多地方是有所见的。他说，佛教是“以管窥天”，你说他看到的不是天，也不对，但他看到的不是天的整体，他局限在一隅。[21]用程颢的话讲，“不识阴阳昼夜死生古今”，[22]不懂得这些，道理看不全。用另一句话讲，就是“有体而无用”。[23]在程颢看来：“杨、墨之害，甚于申、韩，佛、老之害，甚于杨、墨。”[24]杨朱、墨翟的思想的危害比申不害和韩非的危害要大，佛教、道教的危害超过了杨、墨。对于佛教，程颢的态度是，你不要等研究透了佛教然后再去反驳它，等你研究透了你已经化而为佛教徒了。对于佛教，要像淫声美色一样对待，要远离它。

这学期第一讲我就说，当一种思想过分包容的时候它就会失去自我，失去主体性的自觉，边界意识和主体性意识是关联在一起的，这就是韩愈的重要性。但是韩愈的时候他还不清楚我们要做什么，所以，“自立吾理”的提出使得儒学复兴运动的真正方向得以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