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部分我们讲“道学话语的建构”。道学话语的建构要提到的就是一些基本的哲学概念、哲学共识的建立，在这方面的建构程颢的贡献实在是太大了。程颢不是空泛地说了一个“自立吾理”就完了，而是明确地把“自立吾理”内部的一些基本的格局都确立起来了。大的格局方面，包括概念系统、逻辑架构、理论共识都确立起来了。这是我们理解程颢在宋明理学或道学史上贡献的一个要点。

在道学话语建立这方面的贡献上，程颢非常突出。有几个方面要特别提到。第一，程颢建立起一种衡量各种思想正确与错误的判断标准。我们可以在程颢的思想中找到两条标准（这都是从儒家经典当中体贴出来的）：第一条标准就是普遍性原则。凡是道，一定是普遍的，不是只有少数人能做，少数人能走的，而是普遍适用于所有人，甚至普遍适用于万物。如果说的只是一隅的道理，那么这仅仅是狭隘的一隅的道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他在批评佛教的时候强调佛教的道理是不可普遍化的。你真把佛教的生活方式加以普遍化，让所有的人都按照佛教的生活道路走下去的话，那么整个社会生活、人类文明就没办法延续下去。第二条原则是“一本”的原则。一本的原则跟普遍性的原则是有关联的。“一本”这个词出自《孟子》。《孟子》里有一段墨者夷之跟孟子的对话，在那段对话里面孟子对墨家的批判就在于强调墨家“二本”（《孟子•滕文公》），其实跟孟子批评墨家“无父”是一样的。本就是根，二本就是不同的根。一种真正好的道理，按照程颢的思想，一定是从一个核心的原理出发，能够从这个核心的原理依次生发出来。比如周敦颐“无极而太极”，是一本的；邵雍也是从“一”开始出发，由一生出二，二生出四，这样的一个一本的道理。程颢其实也一样。必须有一个统一的原则，这样一个统一的原则应该是在所有具体而丰富的思想展开当中都能够体现出来的。从普遍原则这个角度来讲，他特别强调“道之外无物，物之外无道”，[25]只要是真正的道、真正的理，就一定是充分地包括所有的万物于其中的。这是程颢在道学话语或者说整个宋明理学的思想格局的建构方面的第一个贡献。

第二方面是对道学基本概念的贡献。许多重要的概念、对后世的哲学产生重大影响的概念，都是程颢确立起来的，比如“天理”。程颢讲过一句话，“吾学虽有所受”，我们兄弟二人的思想虽然有继承、传承的关系，有人传授给我们，但是，“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26]一会儿我们会详细地来讲什么是天理，当然天理这个概念不讲到朱子，是无法落到实处的。二程在讲到天理的时候都没有明确讲天理是什么，有时候你真的要默默去体会才能知道天理是什么，要到朱子的哲学体系建立起来，天理问题才能解释清楚。但无论如何，天理这个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周敦颐那个地方提出的原则更多地讲“太极”“阴阳”“体用”（体用就是始终的关系），邵雍那个地方更多也是强调体跟用的关系，但都没有明确提出天理的概念。天理这个概念不是二程兄弟的发明，目前看到的最早的“天理”一词出自《礼记•乐记》，而且《礼记•乐记》里头已经明确地提到“灭天理而穷人欲”，“天理”“人欲”对举。在《礼记•乐记》当中“天理”的“理”更多是讲“分”，固有的本分，“人欲”是逾越了自己本分的欲望。但到程颢这个地方，天理开始成为一个核心的哲学概念。天理是程颢哲学的基础，对后世也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天理二字的确立，真正为儒家生活方式奠定了哲学的基础。到了宋明理学，儒家第一期，就是孔孟那个时代的儒学发展里面所包含着的那些思想内容才以哲学的方式讲出来。为什么儒学的第二期发展一定是理学，原因就在这儿。儒家倡导的是合道理的生活方式，理这个字的拈出，特别是“天理”概念的提出就是要证明儒家生活方式的合理性，这是对儒家生活方式的一种根本的论证。

此外，还有对儒家的根本价值——“仁”的深入阐发和诠释，这是程颢对道学话语、道学格局的另一贡献。陈来老师在《宋明理学》里面有一段非常精到的分析，他认为，程颢的仁说主要有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其实可以化约为两个方面）：第一，以知觉论仁；第二，以一体论仁（其实这是以知觉论仁的另一种表述）；第三，以生意论仁，即以生生不已之意来讨论仁。

第四，他强调形上形下的分别。在周敦颐和邵雍的思想当中我们已经能看到无形者和有形者之间的区别，但是由于没有明确地引入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分判，哲学思考的空间就没有确立。形而上和形而下的明确区别就为道学的思想发展，开辟出了一个巨大的思考空间，道跟器之间的关系、理跟气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就自然而然地引入进来了。没有这样一个区别的确立，你将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朱子在理气关系上要花那么大的力气，朱子理气关系的丰富讨论也就完全无从谈起。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思想贡献。但是程颢这个地方做得不如程颐好，这一点我恰恰是要反对牟宗三先生的观点。牟宗三先生认为，程颐的思想是分解式的，分析过强。但是恰恰是这种分解式的方式才使得哲学空间得以建立起来。程颢在这个地方有缺点。我一直觉得程颢太高明，他就怕把东西说得生硬，一说得生硬，他就觉得不开心，所以一定要说得圆融。比如他说：“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须著如此说。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系今与后，己与人。”[27]“形而上者为道，形而下者为器，须著如此说，”也就是说这个话必须这么讲，但实际上形而上跟形而下，在程颢这里讲，当然是不能分开的。因为“器亦道，道亦器”，道跟器是相统一的。他讲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分别，刚一讲完，就要把这个分别扫掉，实际上有一点近禅。我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这样圆融的思想表述，像王阳明这样的，大概三十五六岁开始就越来越不喜欢了。我越来越喜欢张载、程颐、朱子，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得清清楚楚，说不清楚的就不说。虽然强调了形而上、形而下的区别，但又马上强调形而上、形而下的无法割裂的关联、统一，这从道理上讲是正确的，但也因此使形而上、形而下这一分别背后潜藏着的巨大的思想空间一下子就消弭掉了。直到程颐的不断强调，强调虽然《易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但阴阳不是道，这个巨大的思想空间才出现。

最后，在修身的基本原则上，程颢也有巨大的贡献。程颢强调“敬”的重要性。“敬”这个字的拈出非常关键，这个字在宋明道学兴起以前被儒学遗忘了千年。把这个字遗忘以后，儒家根本的修养方法就丢掉了。围绕这个敬字，程颢讲了很多有意思的话，如，“诚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28]它是人的行为的根本，又说：“敬胜百邪”，[29]一个敬字，能战胜内心中所有邪恶的东西。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