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讲程颢思想时必然要讲到的。《定性书》是程颢的作品中很著名的一篇。《定性书》的写作背景是张载写信向程颢求教，他求教说：“定性未能不动，犹累于外物”，安定自己的心，而未能不动，仍然被外物所牵累。按照我对张载思想发展阶段的分析，这个问题应该是张载在见到二程以后“尽弃异学，淳如也”[14]的阶段。张载和二程论学主要是在嘉祐元年到嘉祐二年之间，写这封信的时间大概在嘉祐三年左右，那个时候张载的思想基本上受到二程的笼罩性的影响，基本上是在追随二程学习，那个时候张载自己的思想体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张载的思想系统真正建立起来是他晚年在横渠镇的七年。

我们知道，张载是二程的表叔，那个时候大家求学气氛是如此活泼，没有觉得一个长辈向晚辈求教有什么可耻。张载写信过来，语气很客气。当然程颢回得也客气，因为毕竟是长辈，不敢自居师位。什么叫“定性”？就是心不扰动。“定性”的经典指向应该是孟子的“不动心”。什么叫“不动心”？一些佛教念多了的人，一看“不动心”就说这是讲我佛的嘛。“不动心”之境是怎么达到的，孟子讲“告子先我不动心”（《孟子•公孙丑》）。写这封信的时候张载接近四十岁了，所以他的焦虑就是孟子的“我四十不动心”。但是程颢那么年轻，你看他的回答，这个话看起来近于佛老，但仔细看并不是那么回事。其中有几段话是我们在讲《定性书》时常引用的：“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这个心是指“天地之心”，《周易》讲天地无心，天地之心普遍地体现在万物身上而无心，因为实际上天地是无好恶之情的。“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常”是恒常不变的常，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很像魏晋玄学，有点像王弼，我们知道“圣人有情无情”的问题在魏晋时期有很多的讨论，真正的圣人是让天下万物都显发出自己的情感来。这个非常有意思。像嵇康《声无哀乐论》里讲：“托大同于音声，归众变于人情。”[15]这也是《声无哀乐论》最重要的观点。什么意思呢？音乐本身不包含哀乐，内心中有哀，听着音乐就泪流满面；内心中有愉悦，听着音乐就面无表情。这点特别有意思，《声无哀乐论》里说，哀的程度越高在外面的表现越明显，乐正相反，乐的程度越高在外面的表现越不明显。小小的一个快乐你哈哈一笑，而真正拥有最高的快乐时却什么表情也没有。音乐没有哀乐的品质，但却能让所有内心藏着不同情感的人表达出他们的情感来。“顺通万物而无情”与此有点儿近似。看起来他是讲圣人无情的，但其实不是。他说，“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这事值得我高兴，“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所以，圣人喜其所当喜，怒其所不得不怒。所以，圣人是有喜怒的，但这喜怒不是主观的。“是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物本身可喜则喜之，可怒则怒之。那么，圣人应不应物呢？圣人是否应接事物呢？圣人当然是应事接物的。但是应物为什么不是一种“累”？由于“累”而带来内心的扰动。为什么“定性不能不动，犹累于外物？”张载的问题就是由于这个“累”导致内心的扰动、不安定。只要应物，就有这个“累”。程颢在这里讲，你之所以“犹累于外物”，是因为你犹有内外之别。这里以觉言仁的一体义又出来了。有内外之别，就说明你有一种“自我”的限制。如果没有“自我”的限制，你会发现，所有的天地万物都是与你有感通关系的。虽然我们的爱有一个由近及远的等级，我们承担责任有一个由高到低的程度，所以“爱有差等”。但“爱有差等”，并不意味着爱有边界。哪一件事不是你分内之事，哪一个人的安顿不是你分内之事，那么哪里有“外”呢？由于你把它视为“外”，由于你把自己的责任看得小了，所以你“犹累于外”，所以你为外物所扰动。如果你内外两忘，则“澄然无事矣”，就没有拖累了，这样就能定。[16]程颢还有一段话是讲“定”的。他说：“知止则自定。”[17]到这里，他就讲得更具体，比《定性书》还具体。知道自己的分限就自然能定，而不是用“定”帮助你“止”。一方面，我们对天地万物都有爱，另一方面，我们又是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面对、实践这个爱。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我们都有自己的分位，我们能安于自己的分位，自然而然就不扰动。这样的结果，一定是“动亦定，静亦定”。不是说你躲在一个角落里什么也看不到，在那里静坐的时候，就叫定，而是“动亦定，静亦定”，动静无非自己分内之事。这样，自然而然就能不动心。这就是程颢的分析。

然而，这样的分析仍然导致南宋学者叶适的批评，他批评程颢是禅学的主要根据就是《定性书》，当然我觉得这是因为叶适确实没读懂程颢。这个没有办法，哲学家确实不是谁都能懂的。所以海德格尔讲，只有大哲学家能够理解大哲学家，也只有大哲学家才能误解大哲学家。现在回头看，在评价北宋思想家的时候朱子还是最为公正的，因为朱子是真正能明白这些思想家的真正贡献的。

程颢的思想我们就讲到这里。

[1]　参见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0—11页。

[2]　同上书，第1页。

[3]　冯友兰：《新理学》，《三松堂全集》（第四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页。

[4]　程颢、程颐：《二程集》，2004年，第10页。

[5]　“子曰：‘天以生为道。’”见程颢、程颐：《二程集》，2004年，第1175页。

[6]　程颢、程颐：《二程集》，2004年，第1页。

[7]　程颢、程颐：《二程集》，2004年，第29页。

[8]　程颢、程颐：《二程集》，2004年，第14页。

[9]　同上书，第2页。

[10]　陈来：《论宋代道学话语的形成和转变——论二程到朱子的仁说》，见《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58页。

[11]　“医书言手足痿痺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程颢、程颐：《二程集》，2004年，第15页。

[12]　同上书，第33页。

[13]　程颢、程颐：《二程集》，2004年，第16—17页。

[14]　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见《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382页。

[15]　嵇康：《声无哀乐论》，见《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选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02页。

[16]　参见程颢：《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见《二程集》，2004年，第460—461页。

[17]　“知止则自定，万物挠不动，非是别将个定来助知止也。”见《二程集》，2004年，第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