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特别强调发挥心的主动的功能。因为按照张载的讲法，性是一种结构，一种结构性的倾向，它是必然的，你是没有办法去除的，但是它没有灵明，没有主体性，没有主动性，不能够造作，这是性跟心的最大区别。所以在解释《论语》“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句话的时候，张载说：“心能弘性”，“性不知检诸心”[35]。“人能弘道”这个“弘”是使动用法，使之扩大、使之博大的意思，也就是说心能够使性的作用博大。“性不知检诸心”，但是性没有主体性，没有主动性，所以它不能够“检诸心”，不能够检点我们的心。也就是说人之所以能够修养和提升自己，最重要的就在于发挥心的作用，即张载所说的“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36]我们要让心的功能真正地充分发挥作用、发挥出来，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让心的这个功能真正发挥出来，怎么让心的功能真正地发挥作用？这就涉及到一个具体的问题：怎么样才能大其心，大其心到底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心的主动性到底怎么发挥呢？这就涉及到具体的修养工夫了。张载的心性论是与修养工夫紧密结合的。

修养工夫的第一步是要变化气质。有的人把变化气质作为张载修养的目标，其实不对。张载讲：“为学大益在自求变化气质。”[37]首先要努力地去改变人的气质。什么叫“变化气质”？张载说：“变化气质与虚心相表里。”[38]“变化气质”同时也就是“虚心”的过程：外面是变化气质，里面体现为虚心。“虚心”是什么意思？“虚心”就是不能有自己的主观成见，没有个人的主观成见就叫虚心。为什么说变化气质是修身的起点？又为什么说“变化气质与虚心相表里”？张载明确指出：一般情况下，什么样的人最不容易进步？自强自是之人，就是总觉得自己特了不起的人。自强自是之人很难进步，这样的人缺少自我反省的能力，这样的人就需要变化气质。怎么变化？先改变他的身体形态。张载说对于自是自强的人，第一步就是要“下其视”，[39]就是把他的目光从高处移下来，这种身体形态的调整可以改变人的内心。虽然变化气质是修身的入门功夫，但又是特别困难的。气与习相成，几十年累积成这个样子，不自觉地就流露出来了。《论语》里曾子临终前跟孟敬子说“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论语•泰伯》），儒家的修养从不落在虚处上，儒家修养一直都是内外交养，一方面通过身体的变化改变自己的内心，另外一方面通过内心的变化来改变身体，这两方面都要讲。变化气质以后，人心里面潜藏着的各种成见就会有所松动，开始学会用一种平和的、公正的态度来看待自己、看待他人。通过变化气质，我们就有了进一步向道理开放自己的可能。今天人的麻烦就在于道理听不进去，你跟他说多好的道理，他都能给转变回自己那糊涂的见识。我常常口干舌燥讲一天，下来之后就有学生跟我讲，说杨老师你说的这个道理跟那个道理特别像。前两天还有人跟我说，杨老师你今天说的这个道理跟太极拳的道理完全一样。我当时就不会了。有一回朱子的某个弟子说：老师你说这个道理好像跟庄子说的道理有点像。朱子就说：你就着这个道理好好体会不行吗？非得说这个道理像那个道理，那个道理像那个道理，像了一圈，完全没明白丁点儿道理。这样在不同的观念间胡乱联系，我们可以称之“思想的不及物”：你看所有的观念都是关联到一块儿的，但所有的观念都没有一点指向这个真实的世界，没有一点指向你真实的自我，指向你人生真实的体验。在这个意义上，宋明道学意味着一种没有幻想的目光，这种没有幻想的目光并不因此把这个世界看成是绝望的，而是在没有幻想的目光里看到这个世界温暖、蓬勃的生机。程子当年就感慨：怕就怕那资质好的人，天资越好越容易被抖机灵的学问给带走，特别容易被抖机灵的学问、那种讲得好像特别高妙的学问带走。[40]而实际上这类抖机灵式、玄妙的学问，对人的觉解程度没有一点点添加。专事捕风捉影，山脚下说山顶上的事。我们今天大多数人都有这毛病，连半山腰还没到呢，就说山顶上的风光如何好，为什么不能朴实一点儿呢？一个道理想明白了，我们才能再往前走一步。第一层道理就没明白，下一步怎么推？虚心才能朴素平和，才能让真实的道理进来。

“虚心”打开了一扇门，接着就要去面对道理了。“大其心”在张载那儿的真正含义其实就是“穷理”。他批评佛教说：“释氏便不穷理，皆以为见病所致。”[41]又说：“万物皆有理，若不知穷理，如梦过一生。”[42]“大其心”就是要研究天下万物的道理。在理解世间万物的道理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建立起对事物的真实感通。上学期我讲《四书》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过抽象的同情心与具体的同情心。抽象的同情心和具体的同情心的区别就在于，能不能通过对事物的具体的认知，把这同情心落到实处？通过变化气质和虚心，我们就为穷理创造了基本的条件。

我们要面对各种各样的知识。张载讲了两类知识，一类知识叫“闻见之知”，一类知识叫作“德性所知”。当然，并不是说“闻见所知”不重要，但要以“德性所知”来统领“闻见之知”。张载说：“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43]闻见之知也就是通过物与物相感得到的知识。比如我们的感官认识，我们对一个事物的颜色、形状、温度、大小的认识，这些都属于“闻见之知”。另外一种知是“德性所知”，张载说：“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德性之知不是从人的所见所闻当中萌发出来的，那么什么是“德性所知”？“德性所知”能超越我们的“闻见之知”吗？有的人说德性所知超越了经验认识，跟经验认识无关，这恐怕是不对的。为什么说“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呢？大家想一下就知道了。比如对待父亲，我们说对父亲的孝。你不能说父亲可爱我们才孝，父亲不可爱我们就不孝了。所以对父亲的孝不是源自于对象，父亲可爱不可爱你都得孝。对待君王也是这个道理。但武王杀纣这样的事怎么理解呢？有人问孟子：武王杀纣难道不是弑君吗？孟子说：这怎么能叫弑君呢？这样的残贼之人，就是独夫。所以，孟子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后世有些学者批评孟子，说孟子为千古杀父弑君之人找到了理由。在孟子那里君臣有一种对等的关系，这种对等关系的强调确实蕴涵着某种颠覆的可能。德性所知强调的是道德行为的出发点，道德一定是源自于自己内心的价值取向，而不是源自于对象自身的经验品质。国家值得我们爱我们才爱，那所有乱臣贼子就都有了借口！父亲值得我们孝、值得我们对他好，我们才对他好，那你就会有一万个理由不孝顺父亲。我小时候他打我来着，我小时候他一根儿冰棍给了我哥三分之二，只给我三分之一，那我凭什么要孝顺他？“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德性源自于我们内在本性当中的一种固有的倾向，这种固有的倾向是我们所要觉知的最根本的东西。我们首先要觉知出自己对他人的那种感通的关系，觉知到我们内心中的天地之性，有了这种天地之性，然后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气质之性对我们的天地之性的遮蔽，然后通过穷理，一点一点地充扩出去，扩充到极致，就是《西铭》里所讲的境界。《西铭》我不讲了，我一般不讲境界方面的东西。为什么不讲？山脚下别说山顶上的事儿。我当然不是说我还在山脚下，这个有点故作谦虚。我大概在半山腰了，但半山腰也别说山顶上的事儿。在我的研究里，几乎不讨论境界，境界这东西没法讲。我看到了就是看到了，没法说与你听；没看到的，我不能装作看到了，就这么简单。通过“大其心”，通过“穷理”，通过“尽心”，通过发挥心的作用，对“德性之知”有了真切的理解，然后再用“德性之知”去驾驭和引领自己的“闻见之知”。将自己对天地万物的体贴落到实处。

张载强调读书。他所说的读书，就是去读六经，“六经循环”[44]，至于别的书，在张载看来就不要读了。比如历史，张载说你读它干吗？学成个权谋诈智，有何必要？这确实有点极端了。程颐那么严厉的人，也还说史书是要读的。程颐读史书，一般是读到一段，就合上书去推想后果，如果实际的结果与他推想的不合，他就会去想其中所以不合的道理。张载甚至认为医书都不用读。读医书干吗呢？“会得不过惠及骨肉间，延得顷刻之生”，[45]没必要！所以，六经反复循环着读就行了。由于张载只是六经反复循环，所以他的诗写成那样子我们是可以原谅的。

[1]　参见杨立华：《气本与神化：张载哲学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5—67页。

[2]　张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7页。

[3]　参见杨立华：《气本与神化：张载哲学述论》，2008年，第68页。

[4]　参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册），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第387页。

[5]　“横渠教人，本只是谓世学胶固，故说一个清虚一大，只图得人稍损得没去就道理来，然而人又更别处走。今日且只道敬。”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3页。

[6]　张载：《张载集》，1978年，第7页。

[7]　张载：《张载集》，1978年，第11页。

[8]　同上书，第233页。

[9]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序言》，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页。

[10]　张载：《张载集》，1978年，第10页。

[11]　同上书，第15页。

[12]　“‘变则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谓之变’，以著显微也。”参见张载：《张载集》，1978年，第16、208页。

[13]　张载：《张载集》，1978年，第16页。

[14]　张载：《张载集》，1978年，第205页。

[15]　同上书，第9页。

[16]　张载：《张载集》，1978年，第10页。

[17]　同上书，第125页。

[18]　程颢、程颐：《二程集》，2004年，第152页。

[19]　张载：《张载集》，1978年，第232—233页。

[20]　同上书，第9页。

[21]　张载：《张载集》，1978年，第232—233页。

[22]　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759页。

[23]　张载：《张载集》，1978年，第126页。

[24]　参见吕澂：《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8—22页。

[25]　参见程颢、程颐：《二程集》2004年，第10—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