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节课我们讲程颐。

程颐，字正叔。生于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去世于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程颐一生经历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以及徽宗朝的初期，亲历了北宋中后期的历史，所见所闻极为丰富。所以，《二程集》是研究北宋思想和历史的人必读的书。

程颐一生不喜为官，认为做官夺人志。五十多岁才因司马光、吕公著等人的推荐做了崇政殿说书，负责教育年少的哲宗皇帝。程颐做皇帝老师的时间不长。我们知道，神宗去世以后高太后掌位，起用司马光等旧臣。在司马光的主持下，朝廷尽逐新党，王安石所用之人一概斥逐，北宋的党争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这也埋下了北宋亡国的种子，北宋之亡，司马光有相当大的责任的。一个作《资治通鉴》的人，历史见识如此狭隘，读史读成这个样子，令人感叹。神宗去世以后，年少的哲宗即位，司马光等人在那种情况下居然始终围着太后转，完全推翻了神宗多年来一直推行的新政，这样的做法导致十四岁即位的哲宗对这批旧党深恶痛绝。后来哲宗回想他们这批人时曾说：我当年只能看到他们的臀和背。你要知道在中国古代，太后专权，无论什么样的太后，都是要反对的。一个真正的大臣往往要不断上疏要求太后归政，归政于皇帝。王夫之在《宋论》里感慨“北宋无人”[1]也不是全无道理，至少北宋后期无人这大体上是对的。关于哲宗，有这样一则小故事。哲宗一直保留着一个小凳子，大臣就跟高太后讲，说您看哲宗用的凳子怎么那么旧啊？高太后便问哲宗。哲宗说：这是我父亲留下来的。一句话大家心都凉了。对比范仲淹，我们就能知道司马光等人的做法是多么的不妥当了。其实宋仁宗并不喜欢范仲淹，要是喜欢早就大用了。仁宗是个不喜生事的人，他知道一用范仲淹必定生事，天下从此不宁。所以他只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起用范仲淹，而且不用其所长，反而用其所短，让范仲淹去对付西夏。因为范仲淹不善带兵，所以谨小慎微，反而维持了一个稳定的格局。而一旦用其所长，就难免有各种兴作，天下从此多事。虽然仁宗不喜欢范仲淹，但一生都在维护范仲淹。原因何在？因为当年仁宗二十岁的时候，朝政还在太后手里，范仲淹累章上疏要求太后归政。就这一件事，就够仁宗信任他一辈子的了。范仲淹做过很夸张的事情。在陕西带兵的时候，他想通过跟李元昊的沟通，令其归附。结果李元昊回一封信，信中极有侮辱朝廷的言语，言辞极为不逊。范仲淹居然就当众把这信给烧掉了，没给任何人看。当时的宰相说这个不得了，这是里通外国了，甚至提出要杀掉范仲淹。但你杀得了他？宋仁宗太知道他是多么忠直的人了。有时候历史的转折是那么地偶然：神宗去世以后，司马光就多活了一年！

程颐为人端严。明道还有很多妙趣，伊川则直是谨严。读明道的诗，你就知道在他身边是多么生动有趣。严归严，但不是一个严法。程颢有个弟子叫谢良佐，早期是追随程颢，后来又追随程颐学习。谢良佐一说话就引经据典的。有一天，又跟那儿掉书袋，程颢就说：“贤却记得许多”[2]，你还记得真多啊。谢良佐当时汗就下来了。程颢真是善于教化，不用声色俱厉，随便一句话，就能警醒他人。小程子终生不开玩笑，直是一个谨严，以至于会抱怨邵雍临终开玩笑。人家临终开个玩笑怎么了呢？他觉得这不行，这个时候你应该严肃地跟我们谈谈哲学。这种谨严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他对哲宗教育的失败。

举个例子，皇上要放暑假，一放三个月。放暑假不是应该的吗？程颐说那不行，三个月不亲近大臣、不亲近儒生，接触的都是什么嫔妃、宫女、太监之类的，都是小人，接触久了怎么行呢？程颐最初上课的时候，宫女、太监们都在旁边听，很仰慕的，等听到程子总是说太监、宫女这类人都是小人的时候大家就散了，这些人有了敌对的情绪整个氛围就变了。为什么不能多些同情和包容呢？你非得让小皇帝多亲近儒生。难道不知道距离产生美？你让他少见，他就想见；你让他天天见这些大臣、这些君子，他就烦了。重要的是见面的时候你怎么去教。

苏东坡也算小皇帝的老师。当然也没有起什么正面的作用。而旧党内部，还产生了很大的矛盾。矛盾的起因都是些细枝末节的事儿，比如吃不吃肉之类的。大家都知道，东坡酷爱吃肉，有一次国家祭奠，祭祀活动结束以后该吃饭了，东坡说“上肉”，东坡都饿了好几天了，就等着这顿肉吃呢，程颐主持仪式，说：这不行，“祭日，丧之余也”。祭礼是丧礼的延伸，你怎么能吃肉呢？东坡气坏了，当时就翻脸了，说：“为刘氏者左袒”，意思是同意吃肉的到我这边来。于是，朝臣立刻分成两拨。于是，秦少游、黄庭坚等人跟着东坡吃肉；范纯仁等人就跟着程颐吃素。[3]正统儒学一般对苏东坡都持批评的态度，王夫之是个典型，王夫之斥三苏为纵横家，极度不屑。[4]但实际上，他的很多观点与东坡是很相近的。东坡虽然文人气重了点儿，但我们不能简单地目之为文人。苏东坡的历史见识在有些方面是很深刻的。而且他一旦知道自己错了，是真的会悔改的。比如他早年认为王安石的青苗法之类的都是错的，所以激烈反对。但到后期，元丰末年的时候，他跟王安石和好如初。那段故事特别动人。王安石因为推行新法几乎得罪了所有当年的朋友，等到退休下来，老想给朋友写信，常常写到一半就揉掉，不知道该怎么办。王安石作为退休的宰相，住在金陵，每天去哪儿都骑着头小毛驴。有一次苏东坡途经金陵，事先就通信，说要来看望王安石。王安石高兴得不行，跑到渡口迎接。东坡还故意做出一副潇洒的样子，穿着特休闲的服装下船，说：哎呀，荆公你是做过宰相的人，怎么好让你来迎接我呢？其实心里很得意。两人相见甚欢。二苏到后来已经清楚地认识到，青苗法在施行多年以后，就不应该简单废除掉，取息的比例上略作调整就可以了。这是一种讲道理的态度，尽废新法就有些意气用事了。

程颐与苏轼之间的破裂，也不全是东坡的问题。邵雍临终前跟程颐说的话还是对的，“面前路径须令宽”。小程子气质上不无偏狭之处。比如苏东坡、黄庭坚等人身上有一股文人气，程颐当然看不惯，他说：“某平生不喜为诗，也不善为诗。”诗写得再好，能比杜甫写得好吗？即使杜甫又怎样呢：“‘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如此闲言语，道出作甚？”[5]洛、蜀党争的结果是两败俱伤。有的时候君子之争，比小人之争还可怕。在教育小皇帝的时候，程颐是真不会教啊！小孩儿你应该这么教么？有一天小皇帝正听课，突然一时高兴，就起来折了一根树枝。程颐见了，立刻训斥：“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折。”[6]估计小皇帝烦都烦死了。当然，程颐不是光对别人严厉，对自己也格外严厉。程子一生谨于礼。有人问他：你每天如此严谨，是不是活得很累啊？程颐说：“吾日履安地，何劳何苦？”[7]程颐讲自己禀气弱，小的时候身体一直不好，到三四十岁的时候气开始完聚，而越到年纪大，身体越健康，这就是长期谨于礼的结果。到晚年的时候，他的精神境界也有了非常大的提高，但是从宽容、博大的角度上看，始终是不如程颢。所以程颢说：“异日能使人尊严师道者，吾弟也。随人才而成就之，则予不得让焉。”[8]我们知道尊严师道方面，最著名的一个故事就是程门立雪。有一天杨时跟游酢两个人陪着程颐，程颐瞑目静坐，游、杨二人侍立在旁不敢擅动。不久天降大雪，雪深将近一尺的时候，程颐才睁开眼睛，说：怎么还不离开啊？两个人才敢离开。这时游、杨二人都已经进士及第了。程子的严厉可见一斑。

接下来，我们讲程颐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