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子哲学的第一大贡献在于严格区分了形上、形下。其实从宋初三先生到周敦颐，再到邵雍，都有形而上、形而下区分的意思，但他们并没有把形而上、形而下作为严格的概念强调出来。到程颢那里，形而上、形而下才开始被强调出来，作为一个结构性的哲学概念，这当然是非常大的贡献。所以在前面讲到程颢的时候我曾经讲，他在道学话语建构方面的贡献非常大。很多问题、很多概念都是他提出来的，基本的大的结构，包括理论的基本判准都是他提出来的。

程颢虽然讲形而上、形而下，但由于他过于圆融，这一区分所蕴涵的内在的哲学张力未能充分地彰显，本应具有的哲学空间被极大地削减了。这里所说的哲学的空间，其实就是一个思辨的空间。太过强调圆融的思想家，一般都不太有思辨性。有学生跟我做硕士论文，说老师我想研究陆九渊。我当时看着他，默默地看着他，充满了同情。我说你做陆九渊？写一篇硕士论文？你得往里面加多少废话？陆九渊的那个思想不客气地讲，几千字完全可以写清楚。当然你要非得以绕来绕去的方式写也不是不行，但里面可思辨的内容太有限了。他太过简易直截。我们上几讲也强调了简易直截，但那种简易直截跟心学的简易直截是不一样的。我们说的简易直截是不“强生事”，而不是以圆融为借口拒绝分析。我们现在很多人都爱讲圆融这个词，圆融有的时候是一种境界，但更多的时候我觉得就是糊涂。关于形而上、形而下，明道说：“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分得挺清楚的。但他接着又说：“须著如此说”，也就是说之所以要分形上、形下，只是因为必须这么说而已。显然，在程颢看来，形而上、形而下是不能这么严格分开的。只是在思辨的层面上，可以讲形而上、形而下。你思考这个世界的时候，可以分形而上、形而下。但实际上，形上、形下是不能割裂开来的。所以他讲：“器亦道，道亦器”，形而上跟形而下是始终结合在一起的。[9]这个道理本身你不可能说他是不对的。道跟器始终是相结合的，理跟器始终是相结合的，这个没有问题。如果没有器，理在何处安顿？如果没有理，那器岂不成了无源的东西？或者一方面无源，一方面成了无秩序的东西。我们现在只能分析到这个程度。因为不到朱子那样一个详密的哲学系统当中，理这个概念是没有办法得到准确的理解。理无成灭，理是无始无终、无成无毁的，道这个层面是无始无终、无成无毁的。所有的器物层面的万物都是有始有终、有成有毁的。在这个意义上，形而上、形而下虽然始终结合在一起，但又有它自然的分际。形而上、形而下的分别在程颢那儿只是一个勉强的区分，是思辨层面的东西。实然的世界不是这个样子。道离不开器，器离不开道。

程颐在这个地方与程颢有很大的不同。程颐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道非阴阳也。”[10]“一阴一阳之谓道”这句话，我们知道是《易传•系辞》里的话。这句话容易让人误解，以为阴阳就是道。但是阴阳已经落入到器这个层面，已经是有分别的了。有阴有阳就不再是一，是二了。一旦是二，就有分别；一旦有分别，其实就已经不能是形上层面的了。有了阴阳，就有刚柔，有阴阳、有刚柔，终始、聚散、幽明也就出来了。进一步地，消长、生灭、成毁也就产生出来了，就不再是形而上的了。所以他说：“道非阴阳也，所以一阴一阳道也。”程颐认为理、道或者说形而上者，是一阴一阳的所以然，也就是一阴一阳背后的根据。通过“所以一阴一阳，道也”这样的分析和强调，程颐构造出了明确的形上、形下的分别。

形上者是不是空洞、无内容的，是不是一个纯粹的无？当然不是。实际上程颐特别强调天人一理，特别强调形上、形下的一体，所以他有一段话是这么讲的：“冲漠无朕，万象森然已具。”[11]他特别喜欢强调这个“冲漠无朕”，即没有任何的象状、征兆。虽然“冲漠无朕”，但“万象森然已具”。作为一阴一阳的所以然，它显然是无形无象的，是真正的形上者，但是其中“万象森然已具”，其实万象已经在其中。“万象森然已具”，这个地方特别强调了一点：形上者不是没有内容的空无。因为如果形上者是没有内容的空无，那也就意味着形而下的事物的那些丰富的层面就完全没有了形上的根据。所以他说：“不可道上面一段事，无形无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来，教入涂辙。”[12]“涂辙”是什么？“涂辙”其实就是道。不是说形上者是空洞的、没有内容的。如果形上者是完全空洞、没有内容的，也就意味着形上者没有内容，到了形下者才有了具体的内容。如果说“上面一段事，无形无兆”，那么形下者的种种内容就要“待人旋安排引入来，教入涂辙”。“旋安排”的“旋”字，就是忙忙碌碌的意思。人忙忙碌碌地去安排万物，让万物进入到“涂辙”，赋予万物以秩序和道理。程颐这段话里有几点需要特别强调：第一，这个形上者虽然不可见，“无形无象”，但是这个形上者内在一定有它自身已含的道理，它不是空洞的、无内容的；第二，这个道理跟万物的所以然、和万物的秩序是一致的，这样才算“一本”，如果不一致，也就成了“二本”了；第三，程颐特别强调，这不是人为的安排，而是自然的东西；第四点，由于不是人为的安排，所以这又是易简之道。这里的“旋”字特别重要，不能读漏了，“旋”就是手忙脚乱，不是由“人旋安排”，也就是简易自然的意思。

现在很多人都在谈重建价值观的问题。但怎么重建？我们可以出各种补丁版的价值观。什么叫补丁版的价值观？就是把自由派的、新左派的、传统文化派的，各种各样的“政治正确”拼接在一块儿，补缀起来，形成一套所谓的共识。然后在这个共识的基础之上，大家讨价还价，你加一点我加一点，构成一套伦理的原则或者价值观的系统。这在我看来，就可以叫做“人旋安排引入来，教入涂辙”。如此忙忙乱乱的，道理都难以归一。凑合出来的道理，逻辑一定是缺少贯通性的，一定要找“遁辞”。孟子真是了不起，那么早就指出了各种错误思想的类型和根源。一种道理，自己讲不通就必然要找遁辞。什么叫遁辞？就是要给自己的理论开后门。

宋儒讲穷理，当然把明道理放在第一位，所有的事情你道理明白才能做对。今天很多人做得糊涂，其实不光是道德上的问题，很多人做错都是智力上的问题。大多数人犯错误的原因，就在于不明道理。道理想不明白，你往哪儿走都是死结。在我看来，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的最大矛盾是：首先，今天人与人之间有极高程度的相互依赖关系。马克思讲“社会化大生产”。什么叫“社会化大生产”？在我看来，所谓的“社会化大生产”其实讲的就是今天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再是自给自足了。在传统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可以降到很低的程度。一家人，有几亩薄田，三五间草房，基本上可以做到“死徙无出乡”。但今天不行了。举个例子，最简单的，这水（指讲台上的矿泉水）能不能喝我是真不知道啊，它的所有生产过程我都不知道，有没有人在里面洗臭袜子我都不知道。但我渴了，我就只能喝这个。我们生活中99.99%以上的部分都是不由自己掌控的。人与人极高程度的相互依赖关系，就要求有更高程度的相互信赖。这是我们今天生活的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方面，我们今天的世界又是以资本为核心逻辑的。资本的核心逻辑要求的是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在我看来，利益最大化是一个无比荒谬的逻辑。如此荒唐的逻辑居然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整个社会倡导利益的最大化，你不觉得这事特荒唐吗？一个有点儿起码健康意识的社会，应该引导人们追求合理的利益吧。普遍地以利益的最大化为原则，其结果必然是：我追求我的利益的最大化，就必然在某种意义上妨害你利益的最大化的实现。最终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永恒的利益冲突，而人与人之间永恒的利益冲突又必然导致人与人彼此无法相互信赖。人与人极高程度相互依赖要求彼此之间更高程度的相互信赖，而以资本为核心逻辑的社会又必然导致利益的永恒冲突，以及由此而来的无法相互信赖。这难道不是人生最大的死结吗？道理讲不通，就只能以遁辞来闪躲。

真正的自然不是由人来安排的，因此也就是易简的。易简意味着什么？就是我们在讲程颢第一句话的时候，我反复强调的不“强生事”，不必要的观念枝节一概扫除。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人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朴朴实实地按照人可能的样子来构想人应该的样子，不能离开人可能怎样来讨论人应该怎样。人可能怎样、应该怎样的根据何在？在程颐那里，这根据就在于“上面一段事”，也就是所谓的形而上者。形而上者无形无象，但其中已具万理。也就是程颐说的“冲漠无朕，万象森然已具”。

形上、形下的问题我们只能讨论到这儿，更细节的问题要到朱子那儿才能讲清楚，就现有资料看，我们在程颐的著述中找不到更细致的分析。对形上与形下做强调性的区分是程颐的一大贡献，正因为程颐的谨严造就了一个格局，这个格局使得一种真正思辨性的、一个巨大哲学的空间被打开了。如果没有这样的努力，一味地圆融下去，那么宋明道学的理论建构和哲学发展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达到结构严谨、深细详密的程度，朱子的集大成的哲学体系也就无从谈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