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强调：“无独必有对”[21]，“万物莫不有对”[22]。实际上，“道无无对”这个观念在程颢那儿就已经有了，程颢常常讲：“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23]世间没有单独的事物，没有任何事物是单独的，无独必有对。朱子讲程颢的思想受到了周敦颐思想的影响是有根据的。“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安排”就是人为的造作。凡物皆成对待，不是人为的安排。程颢“每中夜以思”，兴奋得“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24]

“道无无对”强调了如下几个方面：第一，这里面强调了一种均衡的世界观。第二点，强调了对立，也就强调了彼此之间感应的无处不在。这与张载论感的道理是一致的，都在强调感与应的无处不在。第三个方面，感应的无处不在又在强调天人之间的感应。最近重读《二程集》，感觉二程显然是要讲天人感应的，在这一点上他们跟汉儒一致。但二程认为汉儒讲的天人感应不对。汉儒讲天人感应的中介是数，数字的数。汉代，特别是西汉的思想根本上指向的就是一个大一统的意识形态的建构，要形成一个包罗万象的、对当时世间所有的事物都有明确解释的一个大一统的理论，这个理论得能够发挥帝国意识形态的功能。而要发挥这个功能，就要把各种理论、各种知识进行拼接。将各种理论和知识拼接起来的媒介就是数字：五行对五常，五行对四季等。二程、张载等人并不反对天人有感应之理，只是觉得以数字为媒介难免牵强。但在他们看来，天地间自有一个感应之理，感应的普遍存在、感应的真实存在是无可置疑的。北宋儒者倡导一种理性的世界观，但这种理性的世界观必须安顿如下几方面的事情。第一，占卜的有效性。北宋道学以《易》为基础，所以不能不面对占筮的有效性问题。二程长期与邵雍交游，占筮的效验对他们而言是非常直接的，理性的精神不能不面对身边的真实经验。第二，天人感应。强调人君的行为对天地的影响。君主做得不好就会有灾异，地震、洪水、干旱之类。这种天人感应的观念指向的是对君主的约束。在中国古代，对君主的行为构成约束的除了现实的权力关系外，还有天人感应和祖宗之法。有一次久不降雨，仁宗在庭院当中祈雨，不一会儿下雨了，宋仁宗站在院子中间一动都不敢动，生怕一动雨就没了，索性淋着算了。由此可见天人感应对古代君主的影响。至于祖宗之法或家法对君主的影响，可以参考邓小南教授的《祖宗之法》一书。两宋道学的理性精神，必须面对占卜、感应和灾异这些现象和经验，在他们看来这不是什么迷信，而是天地自然之理的体现。“无独必有对”的世界观，使得一种均衡的世界观成为可能。“道无无对”的思想，直接导向了朱子那几何学般精美的世界观。

[1]　参见王夫之：《宋论》，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42、131页。

[2]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明道学案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76页。

[3]　参见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16页。

[4]　王夫之：《宋论》，1964年，第174页。

[5]　程颢、程颐：《二程集》，2004年，第239页。

[6]　同上书，第342页。

[7]　同上书，第8页。

[8]　程颢、程颐：《二程集》，2004年，第346页。

[9]　程颢、程颐：《二程集》，2004年，第4页。

[10]　程颢、程颐：《二程集》，2004年，第67页。

[11]　同上书，第153页。

[12]　同上。

[13]　程颐：《易传序》，见《二程集》，2004年，第582页。

[14]　程颢、程颐：《二程集》，2004年，第29页。

[15]　程颢、程颐：《二程集》，2004年，第148页。

[16]　同上书，第149页。

[17]　同上。

[18]　参见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51页等。

[19]　同上书，第118页等。

[20]　程颢、程颐：《二程集》，2004年，第163页。

[21]　同上书，第121页。

[22]　同上书，第123页。

[23]　同上书，第121页。

[24]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