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敬”还是得从程颢说起。我们在前面讲到程颢的时候说过，程颢在道学基本话语的建构方面贡献极大。后来宋明道学的展开，基本上是延续着程颢的架构。比如在修养工夫上程颢特别拈出一个“敬”字，这确实是儒学史上的又一大发明。“敬”这个字在《论语》《孟子》里并不是那么突出，但“敬”这个字隐含在其中的很多段落当中。比如《论语•颜渊》：“仲弓问仁，孔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其实这一章，孔子说的就是一个“敬”字。《中庸》里面讲到“慎独”，《大学》里面也讲“慎独”，“慎独”所要强调的也是“敬”。《中庸》第一章讲：“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里面也有敬畏的意思。但是从汉到唐，却没有哪个思想家强调了这个“敬”字。直到程颢出现，这个“敬”字才真正被拈出。程颢说：“敬胜百邪。”[11]“敬”可以点化所有虚妄邪恶的东西。对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敬”这个字尤为重要。《论语》里有句话是讲敬的，主要讲交友的原则：“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论语•公冶长》）“久而敬之”这一点尤其难做到，一般人与人交往时间长了，大家熟了以后自然而然就轻慢了，过分的轻慢最终带来的结果实际上是某种友谊的损毁，因为这时你不再能看到对方可敬的东西，一旦不再能看到对方可敬的东西，再美好的友谊都会因此而慢慢沦落下去。

那么“敬”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敬”在修养工夫里具有根本的重要性？程子说“敬是闲邪之道”，[12]“闲”就是防卫的意思。我最近对儒学的一大体会，就是在讲程颢时提到的，儒学从来不“强生事”。人是怎么样的，人可能是怎么样的，儒家是有着最完整的把握的。儒家从来不矫情地看人。儒家对人的本质的理解这样的——人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呢？人是始终处在与他者之间内在本质关联当中的，所以杨朱错了；人是有限的，所以墨翟错了。墨翟总把人当成无限的存在，所以要兼爱——爱所有人，这怎么可能呢？爱无差等怎么可能呢？人处在时间、空间的关系里，有时间就有先后；有空间就有远近。有了先后、远近，爱必然就有差等。所以孟子讲：“见牛未见羊”——同样都是杀生，但我们看到一头将死之牛的哀恐之象，就会心生恻隐之情，“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孟子•梁惠王》）。但人总是要通过否定其他的生命，来维持自己的生存，这怎么办呢？除非我们打算把自己毁掉，否则就要通过否定其他的物类来维持自己的生存，那怎么办？于是就有了“见牛未见羊”的原则。我对羊也有同情心，但问题是我没看见它，所以我对它的同情心是抽象的，这头牛我看见了，我对它的同情心是具体的。具体的同情心一定大于抽象的同情心，具体的同情心要转化为行动，抽象的同情心可以不转化为行动。所以如果问题是“能不能吃狗肉？”那对于中国人来说当然能吃狗肉。你问孔子，孔子也肯定会说可以吃狗肉。在中国古代“士”是可以吃狗肉的，但是不能坐狗皮；“大夫”是可以吃羊肉的，但是不能坐羊皮。这真是厚道到了骨子里！你都吃了它的肉了，还要坐它的皮，“食其肉”又“寝其皮”，你跟它得有多大仇啊？所以“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礼记•坊记》）。吃狗肉没问题，但是不是谁家的狗都可以吃呢？大家去读《礼记•檀弓》篇。孔子家养的狗死了，孔子可没说咱们把它炖了？孔子对子贡说：你去帮我把它埋了吧，古人讲埋狗要用车的旧盖子。旧的车盖子破了不扔，就是用来埋狗的。我孔丘穷，没有旧的车盖，所以你帮我弄个草席子，不要让它的头陷到土里。同样的道理，孔子的马在路上死了，甭管境遇有多艰难，孔子也是不吃的，而是用破旧的帐子把它围起来埋掉。这就是具体的同情心。所以什么样的狗不能吃？自己家养的狗不能吃，那个基本跟你家人差不多了，相当于吃人了。所以儒家讲的这些道理都是不强生事的，强生事的道理都讲不通，也没有办法讲通。回到这里，我们谈人的存在，儒家看到的人的存在就特别朴素，“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周易•系辞》）。人是这样一种存在：人是始终处在和他者的内在本质关联之中的、有限的、有情感有情绪的、终有一死的、牵挂着的存在。这是我通过儒家历史上与其他学派的辩论中总结出来的。在我看来，儒家这种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可谓“颠扑不破”。

“敬是闲邪之道”，“闲邪则诚自存”。这也就是程子讲的“不是将清来换却浊”，[13]“闲邪则诚自存”，不好的东西一旦被克服掉了，好的东西就自然能彰显出来。所以为什么要讲一个“性善”的道理，这是最“易简”的。如果人的本质是恶的，或者人没有本质，那么带来的后果就是人“旋安排”。我们上节课讲的：不是“待人旋安排引入来，教入涂辙”[14]，不是人忙忙碌碌地去安排、去创造和发明人的生活方式，人的安排方式源自于人的内在本质，人的内在本质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闲邪则诚自存”，所谓的“邪”就是“不正”，“不正”就是“不中”，“不中”就是“过”与“不及”。所以从儒家的角度上看，可以看到为什么儒家这么包容，儒家几乎是没有禁忌的，凡人情所不可免的，都是儒家要去充分肯定的。

“闲邪则诚自存”，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易简之道。不正的东西把它清除掉，正的东西自然而然就出来了。人类社会的所有安排，比如说“礼”这个字，怎样才能看到“过”或“不及”？一个社会的“过”或“不及”是怎么规范的？通常是用“礼”来规范的，而真正的“礼”一定是跟自然秩序相一致的。所以《礼记•乐记》篇讲：“大礼与天地同节”，这就告诉我们，真正的“礼”一定是跟天地相一致的，天地的节奏自然有其“长”或者“消”，该长的时候一定长，该消的时候一定消，在这个意义上，这种“礼”的安排难道是人发明出来的吗？如果每一个地方都是人发明出来的，那人可真够忙的。程子与富弼的一段对话特别有意思：

富公尝语先生曰：“先生最天下闲人。”曰：“某做不得天下闲人。相公将谁作天下最忙人？”曰：“先生试为我言之。”曰：“禅伯是也。”曰：“禅伯行住坐卧无不在道，何谓最忙？”曰：“相公所言乃忙也。今市井贾贩人，至夜亦息。若禅伯之心，何时休息？”[15]

富弼说你每天怎么都这么从容不迫的样子。程子回答说：我不行，做不了天下最闲的人。接着他反问天下最忙的人是谁？富弼回答不上来，程颐接着讲谁是天下最忙的人呢？“禅伯是也。”富弼崇信禅宗，马上反驳：“禅伯行住坐卧无不在道，何谓最忙？”禅伯念念不忘的都是道，怎么能说最忙呢？程颐马上说：“相公所言乃忙也。今市井贾贩人，至夜亦息。若禅伯之心，何时休息？”你说的正是忙，街边的市井之人，到了夜里也就睡着了，所以哪怕再忙也有休息的时候，禅伯的心何时休息呢？他强调了这个“忙”不断地“生事”，生出了各种事，又不是从人的本质出发的，人情所不可以免的东西反而天天要按着，天天要和人的一些最根本的东西作斗争，比方说克服自己的牵挂啊，克服自己正当的欲望啊，每天要和这样的事情作斗争，得忙成什么样子？所以程子说我顺理而行，这不就是天下最闲的事情吗？这个“天下最闲人”的“闲”字，讲的恰恰就是“易简”。不好的、不正的、“过”或“不及”的东西去掉了，好的东西自然而然就体现了，没有比这更简单的方法。所以我说儒学是真正的“易简之道”，是朴素而直接的生活方式。

“敬是闲邪之道”，那么什么是“敬”呢？程子对“敬”的解释已经比较详密了，不是一般性地讲“敬”。程颢讲到“敬”的时候没有细讲什么是“敬”，程颐则明确说：“所谓敬者，主一之谓敬。”“主一”就是某种精神凝聚专一的状态，当然光讲专一显然不够。万一专一到赌博上怎么办？我一心一意地就爱赌博，一心一意地就是好色，专一在什么地方是关键。所以，程子进而讲：“所谓一者，无适之谓一。”[16]没有任何具体对象的情况下，内心保持收敛、整齐、不放纵、专一、纯净的状态。“主一”就是“无适”的状态，没有任何对象和方向的一种精神的凝聚、炯然在中的状态。程颢说“心要在腔子里”，[17]与“心在腔子里”相反的就是心不在焉，心全然不在此处。这种心收到自己腔子里的状态就是“主一无适”的状态。在我看来，“敬”是打破自我中心和个人主义的一剂良药。“敬”把个人还原到了恰当的位置上。我们今天几乎所有的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自我观念太强了。所以我常常讲，什么叫现代性？现代性其实并不意味着新的生活本质的出现，它意味着新的主流意识的生活态度的出现，而这种新的主流生活态度的核心，就是一个空前强大的自我观念。由于不知收敛，所以人的欲望无限地膨胀，而膨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不管给你多少，你都没有一点点满足和快乐。所以越是沉迷于自我的人，越不幸福。自我观念太强，得失心就重，得失心一重，一生就只剩下四个字——患得患失。如果你凡事出于公心，你的焦虑再大也是有限的。“敬胜百邪”，“敬”这一个字可谓点雪洪炉，所有渣滓都能在这个地方消掉。

程子讲“敬”而不讲“静”，“静”就是无事。所以有人问程颐：“敬莫是静否？”程颐说：“才说静，便入于释氏之说也。不用静字，只用敬字。”[18]只要说到一个“静”字，程子说就是“忘”。《孟子•公孙丑》论浩然之气一章有一段特别重要的话：“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这是一种断句法，程颢就是这么断的。程颐则断作：“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19]这两种断句基本一样，都告诉我们，儒家的根本修养工夫从来不是在一个地方静坐，而是在事上磨练。人就是一件事一件事去磨练，你少经历了一件事情，人生的格局就欠缺了一分，人生的淬炼就不够。这个没有办法，只能在事上去磨练。在事上去印证此心，在事上去磨练此心。我现在在家里没事的时候觉得自己最近脾气好了，可遇到事的时候发现还是不够。不在事上磨，终归不行。所以，程子认为，只要讲这个“静”字，其实就已经落到禅宗那边去了。

“敬”这个字，可以说是儒家修养法门的根本。程子后来将自己的修养工夫总结为两句话：“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