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时候，《大学》这一文本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基本上所有的儒者要研究儒家经典，《大学》都是不可绕过的入门功夫。当然，《大学》里面“格物”这个词怎么解释始终是一个问题。程颐讲格物时说：“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也。”[21]格物就是穷理，就是研究事物的道理，把事物的道理弄明白。而他讲到格物的具体内容的时候，又说：“穷理亦多端：或读书讲明义理；或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皆穷理也。”[22]穷理可以从多方面着手，读书讲明义理；讨论古今人物，分辨是非；在应对事物的时候，对所有的事物能不能恰当地对待、处理；都是穷理的功夫。我们注意程子讲的这个穷理中，已经包含了对客观事物道理的探索，这样一种格物观念，讲明了儒家的修养工夫里，除了上面说过的“涵养须用敬”这样一种对人的气质的调整和沉淀以外，特别重要的就在于明道理。明理是根本。程子特别强调“真知”与一般的“知”的不同。“真知”就是真切的知，知得深便行得实，知得不深便知而不行。比如，我们都知道火烫，见火自然会躲。这就是真知所能达到的实行。但是我们人生大多数的“知”都不是“真知”，由于没有亲身经历过，即使知道了也往往未必能够做到。所以“格物致知”只是第一步。“格物致知”下面为什么还要有个“诚意”的环节？就是要解决知行不能合一的问题。程子对“格物”的理解对朱子有非常深刻的影响。我常常讲，空洞地讲一个善良，糊涂的善良，在今天恐怕是最无谓的。人生取决于一连串的判断与选择，你有再高的善意，如果没有明晰的道理做引导，最后你的行为还是糊涂的。做对了这边就伤了那边。

中国哲学史非常尴尬的一件事就是，到今天为止没有一本真正好的二程研究著作。我这次备课的时候重读《二程集》，深感有太多的地方我们没有好好地申发，往往随便拿一句来，任意发挥。比如关于寡妇再嫁的问题。有学生问程颐能不能娶再嫁之妇，程子说不可娶。那学生接着问：她没有生计，饿死了怎么办？程子说：“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23]后来戴震说这是“以理杀人”。单就寡妇能否再嫁的问题，我们可以说程子的说法确实有些苛刻。我觉得孔子以后，儒学确实有越来越苛刻的倾向。庄子批评儒家“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庄子•田子方》），也不是全无根据。我觉得学习儒学的人，每天都应该在脑子里想想这句话。后世的儒者的确有这样的问题，强调什么往往就强调到极端的地步。这一点，伟大如程、朱，也未能或免。像“二十四孝”里的那些故事，朱子居然也跟着宣扬。我常常想：如果起孔子于地下，看到“二十四孝”得是什么心态！估计孔子又得给气回去。如果讲儒学讲到这个地步，那道家的那些批评岂不是一语中的？那难道不就是《老子》说的“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贞臣”吗？孝的确重要，但也不能孝到肉麻的地步吧。《论语》里面，孟懿子问孝，你看孔子说的有多好，就两个字——“无违”。但不要违背什么，孔子没讲。孟懿子不问，孔子也就不说。过几天樊迟给孔子驾车，孔子跟他讲了孟懿子问孝的事儿。樊迟没懂，就问：什么意思？孔子这时候才把答案说出来。“无违”的对象是什么？不是父母，而是“礼”。（《论语•为政》）“二十四孝”里有些故事，实在是夸张到了肉麻的地步。以“王祥卧冰”为例。我常常讲，这个故事“非愚即诬”。故事里面说：王祥的继母虐待他，他仍然对继母那么好，这个孩子实诚，到这儿我还挺喜欢。他继母冬天生病了，想吃鱼。没有鱼怎么办？这孩子就到河边去捉鱼。可河上已经结冰了。他居然把衣襟解开，想要用胸膛把冰暖化了，然后再下去捉鱼。这就有点儿不可理喻了。难道家里连种田的工具都没有？你用农具去敲那冰不行吗？实在没有，你拿石头去砸，我都算你正常。接下来更离奇。王祥往那儿一卧，冰居然开了，还跳上两尾鱼来。这在道理上能讲得通吗？假设起孔子于地下，让孔子去评价王祥的这种行为，我猜孔子一定认为这种行为叫不孝。因为正常情况下冰是不可能开的。而冰不开，这孩子就冻死在上面了。如果为了给继母捉鱼，以这种方式被冻死在冰上。恐怕是不孝莫大焉了吧。《孔子家语》里讲“小杖则受，大杖则走”，何其明达的一种孝啊。这才是孔子的儒家。

回到“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这句话上来。贺麟先生认为，如果撇开寡妇能否再嫁的问题上，那么“饿死事小，失节极大”其实是人类社会普遍强调的一般的伦理原则。贺麟先生说：“人必有其不可亏之大节，大节一亏，人格扫地。”[24]

关于寡妇再嫁的问题，《二程集》里还有一个极为厚道的说法。我们知道古代是可以“出妻”的，也就是单方面提出的离婚。有的时候，会因为一个极小的理由就出妻，比如女子当着婆婆的面骂狗。因为这可以理解为是在给婆婆脸子看。有人问程子说：这样做是不是太苛刻了？程子说：一定不是因为这么小的事就出妻。之所以出妻，一定是因为妻子有更大的过恶。但不能以这种大的过恶为理由出妻。出妻也得考虑妻子将来的出路，得让她有再嫁的可能。所以表面上的苛刻，背后其实有非常厚道的考虑：出妻的人自己也承担一部分责任。这跟孟子解释孔子以微罪行的原因，是同一个道理。孔子离开鲁国的时候找了一个很小的借口——“郊祭不致膰”，也就是没分到祭肉。后来就有人说孔子离开鲁国的原因是因为没吃上肉。孔子以微罪行，其实也是要分担一部分责任。不用自己的离开，过分彰显出国君的过恶。对程子厚道的话一概不取，不知从什么样的上下文截出一句，然后不遗余力地批判，这显然不是治学的正确态度。

关于程颐，我们就讲到这里。下节课我们讲朱子。

[1]　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53页。

[2]　同上书，第144页。

[3]　同上书，第153页。

[4]　张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23页。

[5]　程颢、程颐：《二程集》，2004年，第81页。

[6]　同上书，第292页。

[7]　同上书，第424页。

[8]　程颢、程颐：《二程集》，2004年，第204页。

[9]　同上书，第207页。原文标点有误。

[10]　程颢、程颐：《二程集》，2004年，第292页。

[11]　程颢、程颐：《二程集》，2004年，第119页。

[12]　同上书，第185页。

[13]　程颢、程颐：《二程集》，2004年，第10页。

[14]　同上书，第153页。

[15]　程颢、程颐：《二程集》，2004年，第293页。

[16]　程颢、程颐：《二程集》，2004年，第169页。

[17]　同上书，第96页。

[18]　同上书，第189页。

[19]　程颢、程颐：《二程集》，2004年，第12页。

[20]　同上书，第188页。

[21]　同上书，第316页。

[22]　同上书，第188页。

[23]　程颢、程颐：《二程集》，2004年，第301页。

[24]　参见贺麟：《文化与人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