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接下来涉及到的问题就是：如果“用”的表现不同，“体”是否相同？能不能说理都是同的，只有用是不同的？朱子有时候的确是这么说的，但在《朱子语类》第六卷中他却又强调，“其体已略不同”[13]。

把这些讲法结合在一起看，似乎是矛盾的。但我们知道《语类》是朱子言谈的记录，说话总有具体的语境，而且说话也往往不像写文章那么严密。此外，记录者的理解能力以及文字表达的能力都会对文本产生影响。所以我们用《语类》里的材料，要多条材料参照，同一个问题要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讲法，只有在多条材料相互参照的基础上，再和他的书信等其他文字材料对照，我们才能准确地理解。

刚才我们讲的扇子、身体和水的比喻，都告诉我们“静”为“体”而“动”为“用”。总体来说，朱子讲到“体”的时候，更多的从“静”的角度讲；讲到“用”的时候，就从“动”的方面来讲。这是一般的讲法，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按照刚才的讲法，就“阳”言，则“阳”为“体”而“阴”为“用”；就“阴”言，则“阴”为“体”而“阳”为“用”。据此，恐怕就不能简单讲动的就是“用”，而静的就是“体”。在这里，我们遇到一个麻烦的问题：“体用”概念能否简单地用“动静”来讲？如果用“动静”来讲的话，那怎么理解阴阳互为体用的问题？“太极动而生阳”，是静为体，动为用。而一旦有了“阳”就必然有“阴”，“动”了就必然有“静”。这种情况下，“动”又成了静之体，而“静”则成了动之用，动为体而静为用。

概括地说，朱子的“体用”概念，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是“始”和“终”的问题。这可以去看朱子对《通书》中“诚之通”与“诚之复”的解释。“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这是“诚之通”，是“生”的一面，强调“物之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这是“诚之复”，强调“物之成”。[14]在此，“生”就是“始”，而“成”就是“终”。那么，到底“终”为“体”还是“始”为“体”？在朱子那里，简单地讲“始”为体或者“终”为体都不对。站在“终”的角度，看万物之“成”，那么“始为体”而“终为用”；从“始”的角度，看万物之“生”，则万物之生的前面必有一个“终”，有“终”才能有“生”。对这样一个“始”和“终”的问题，朱子终其一生都在讨论，并且讨论得特别复杂。我理解朱子更强调的是“中岁定法”，而不是“晚年定论”。很多人老是探索朱子最后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最后的话就一定那么重要吗？朱子的伟大哲学建构在四十岁左右时就已经完成了，之后就一直在为其做辩护。当然，他有些话是讲得越来越精到。但朱子也明确讲过，他早年的时候有体力，所以能讲到那个分儿上，现在体力不行，有些问题已经说不到当年的地步了。朱子一辈子都在讨论问题。《语类》里的话大部分都是晚年的，60岁以后的。有些问题在不断的讨论中，衍生出了许多原本未曾考虑到的层面，所以有时看起来前后的讲法互相矛盾。但是，面对这种矛盾，不能一味地用后来的话推翻前面的结论，而是要放到他的思想的整体当中，综合地考量。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体用在朱子那里，有时体现为始终，而有了“终”和“始”，时间出来了。

其二是“动静”。有了“动静”，空间就都包含在里面了。有体必有用。而且，只要是在时空当中的，就已经是具体的发用了。当然，这里还涉及到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分段子”和“不分段子”的问题。就像一把尺，我们用它来衡量各种事物的时候，能不能因为这尺子上有刻度，就将这尺子说成是“用”？如果这样，那么在儒家的价值系统里面，仁、义、礼、智显然是有分别的，既然是有分别的，那么这些核心价值、天理层面的东西，到底是“体”还是“用”？按朱子的讲法，仁、义、礼、智显然“体”，是天理层面的，属于形而上者；但它们既然有分别，也就分了“段子”，既然分了“段子”就一定杂于气质层面的东西了。所以，不能像有些人说的那样，以为浑沦无分的太极、完全无形无象无内容的东西才是“体”，其他的皆是用。此种空洞的“体”正是朱子批评的。

总体说来，在朱子看来，有体必有用。从一般的角度上讲，静的为“体”，动的为“用”。但又不能执定了看，因为阴阳互为体用，动静也互为体用。体用的概念，具体体现为“始终”和“动静”。有“动静”，就有了空间。有“始终”，也就有了时间。只要一展现出时间和空间来，“体”就表现为“用”，就有了它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