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我们讲“心性情意”，也就是朱子的心性论。首先我们看性和情的关系。关于性、情关系，朱子的基本表达是“性体情用”。情就落在气上，性是理这个层面的，所以说“性体情用”。“情”有几类：以仁为本性，情就体现为恻隐；义为本性，情就体现为羞恶，礼体现为辞让，智体现出来就是是非。仁、义、礼、智作为本性，就体现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当然这只是四端之情。此外还有七情，也就是喜、怒、哀、乐、爱、恶、欲。性体现为情，到底是体现为四端之情还是七情？在朱子那里，并没有对这个问题做细致的分疏。后来朝鲜李朝时代的李退溪等人，专门围绕四端和七情做了相当深入的讨论。仁、义、礼、智作为本性，自然而然就发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就是朱子讲的“性体情用”。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显然是善的情，或者至少看起来是善的情，而喜、怒、哀、乐、爱、恶、欲看起来是无善无恶的情。那么善的情和无善无恶的情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朱子没有关注，也许是因为在理论上这是很容易解决的。四端和七情之间的紧张，其实只是一个假相。因为四端和七情不在同一个层面上，是完全可以结合起来的。比如，恻隐有的时候体现为愤怒，当你看见某个人在伤害另外一个人，看见某种极为残忍的场面，你的恻隐之心就会直接体现为一种愤怒。在这个意义上，七情是从属于四端的。

朱子特别重视张载“心统性情”的主张。“心统性情”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就是“心包性情”。心有性和情两个方面，所以朱子有的时候又说：“性是心之理，情是心之用”，[23]性和情其实都是心的表现。另一层意思是“心主性情”。仁自然而然会发为恻隐，但是恻隐之心能否转化为行动，还是需要心的主体性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心统性情”强调的就是心有一个主宰的意思在里面。所以朱子在讲到性情关系的时候有这样一段话：

性对情言，心对性情言。合如此是性，动处是情，主宰是心。大抵心与性，似一而二，似二而一，此处最当体认。[24]

性和情是相对的，而心是与性情相对的。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合如此是性”这一论述。“合如此”，就是“所当然”，就是“应当如此”。这再一次向我们证明，朱子的“理”是“不容已”的“所当然”，“所当然”发动处就是情。很显然，情本身是没有节制和反省能力的。有这个性自然就发出这个情，碰到这种场景，该恻隐的时候自然就生出恻隐之心来，该羞恶的时候自然就生出羞恶之心来。它没有节制和反省的能力，也就没有相应的节次和分寸。从性到情是一个必然，有性必有情。心是主宰，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的发显和节制都是由心来决定的。

接下来讲“意”。什么是“意”呢？朱子说：

问：“情、意，如何体认？”曰：“性、情则一。性是不动，情是动处，意则有主向。如好恶是情，‘好好色，恶恶臭’，便是意。”[25]

“性是不动，情是动处”，还是在强调“性体情用”，性必然发显为情。“意则有主向”的意思是说，“意”是有了确定方向的情。朱子举例说：比如好和恶是“情”，“好好色”“恶恶臭”就是“意”了。好恶作为情还是笼统的，没有具体的对象。而意则是有了具体的、确定的对象的情。

在心、性、情、意之外，还有一概念——“志”。“志是心之所之”，其实还是落在“情”的范围内。所以朱子说：“志”和“意”是属“情”的。[26]“志”和“意”的区别在于，“意”是往来经营的。往来经营的种种运作都在“意”上，而不在“志”上。“意”是“志”的脚，也就是说，“志”必须通过“意”才能具体地实现。在心、性、情这三个概念之外，为什么还要讨论“意”呢？因为“性体情用”的关系里，缺少一个特别关键的东西，缺少一个经营、谋划、运作、反思、决定的东西。这在朱子那里，就是“意”的功能。当然，这又带来了另一个问题。既然“性体情用”，而“意”又是属于“情”的，那就等于说，“意”也是“性”之用。所以在有些地方，朱子把“意”视为“心”的“精爽”的具体体现。而“心”的“精爽”就有了谋划、经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