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的回答，其实一定程度上回避了徐爱的问题。道德行为由此心发动，确实可以说善不在心外。但客观的物理是否在此心之外，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爱曰：“闻先生如此说，爱已觉有省悟处，但旧说缠于胸中，尚有未脱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间温清定省之类有许多节目，不亦须讲求否？”先生曰：“如何不讲求？只是有个头脑，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讲求。……此心若无人欲，纯是天理，是个诚于孝亲的心，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个温的道理。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便自要去求个清的道理。”[5]

“温清”就是冷暖，对父母孝得知道他们的冷暖，冷了得知道如何御寒，热了得知道如何消暑。何物能御寒，何物能消暑，这些客观的物理如何从此心中推出呢？在这里，阳明没有否认客观知识在道德实践中的必要性。“如何不讲求？只是有个头脑。”“有个头脑”就是要有个入手处。“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讲求”，要讲求这些，不能在别的地方讲求，而是上来就要有个头脑。讲求客观知识，首先要看你讲求的目的是什么，是出于一个为善的心，还是出于一个好利好货的心，这是有着根本不同的。所以，必须有一个主脑，有一个正确的引领者——完善的道德人格。而要养成这样的完善的道德人格，就必须在“去人欲存天理”上下功夫。在阳明看来，人的恶来源于物欲对本心的遮蔽，一旦去除了人欲此心便纯是天理，由此纯然天理之心出发，孝才是真诚的。而源自于诚孝的讲求，也方能真切详密，无丝毫敷衍草率之处。在这里，阳明强调的是探求客观物理的主观条件。这是理解“心外无理”的另一个角度。

“理也者，心之条理也”，这是阳明另一个重要的论述。这“心之条理”“发之于亲则为孝，发之于君则为忠，发之于朋友则为信”。所谓的“条理”，就是心灵的本质倾向，或者心灵的结构。心灵发挥作用的时候，必然沿着这样的方向、这样的路径。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善都不在心的条理之外。当然，上述说法都还是权宜的讲法。这从他对徐爱说的“今姑就所问者言之”可以看出。《传习录（下）》有两则语录倒颇能体现出阳明对此问题的真正理解：

朱本思问：“人有虚灵，方有灵知。若草木瓦石之类，亦有良知否？”先生曰：“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6]

先生曰：“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人若复得他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7]

没有我的心，没有我的良知，天地也不成其为天地了。因为，若无我的灵明，谁去仰天之高；若无我的灵明，谁去俯地之深。阳明基本上不讨论宇宙论的问题，不讨论天地万物是怎么创生的，因为这类问题在阳明那里已经不成问题。由此可以看出，两宋道学的哲学建构是何其成功！在两宋道学的基础上，阳明可以一入手就考虑有了人的世界。阳明的整个哲学，边界就到这儿。他思考的是有了人类文明以后的世界，人类文明疆域内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物理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以事物的属性为例。速度、硬度、颜色等等，所有这些东西都源于什么？都源自于对比和分辨。那么，如果没有人的灵明，谁来对比和分辨呢？在人没有出现之前的世界里，即使有这些属性，也等于没有。有了人类以后，在人类不断追求的过程当中，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对比和分辨，也产生了人的文明疆域里的理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而所有这些丰富性和多样性都根源于最初的对比。在这个意义上，文明就是这种对比和分辨的累积。这里，最根本的分别是：人的欲求与欲求的阻碍之间的张力。有了分辨，才有了人对物的属性的理解。如果我们把整个人类文明当作一个大“心”的话，那么，所有的“客观”之理都不在这个大“心”之外。科学知识的发展，取决于人的欲求的深度。以现代医学为例，现代医学发达到今天这个样子，其根本动力是什么？是人们对生命的顽固和无意义的执着。人都已经不行了，还要用那么残酷的医疗手段去延续他毫无质量的生命，这有必要吗？对生命的欲求的强度，推动了医疗技术和医学知识的发展。这与传统中医学的态度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我们把阳明的“心”理解为一个民族的历史精神发展的整体，那么，“心外无理”可以说是完全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