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发现理论困难。通常说“形而上学否认运动、变化、发展”。但是，大家想一想，手一拍桌子，不联系？手一抬起来，不运动？你从小到大，不发展？既然如此，怎么还有这种“形而上学”呢？列宁说，“问题不在于有没有运动，而在于如何用概念的逻辑去表达它”。这就是说，没有人会否认“运动”，可是当你用概念去表达“运动”的时候，却出现困难了。所以列宁最欣赏黑格尔的一句话，“从来造成困难的都是思维，思维把不间断的东西割断了”。这就提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了。想一想，这才有哲学，才有我们所有的理论啊！如果不是有这样一种复杂的问题的话，为什么进行哲学研究呢？为什么需要哲学智慧呢？

我们说，哲学是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它是以理论的方式，表现人类关于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因此，哲学总是面对两个方面的理论困难：一是由理论与经验之间的矛盾所构成的“外部困难”，也就是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与人类自身的时代性的生存困境之间的矛盾；二是由理论的“外部困难”所引发的理论的“内部困难”，也就是表征人类自身的时代性的生存困境的哲学理论自身的逻辑矛盾。发现哲学理论的这种“外部困难”，以及由此引发的“内部困难”，这才是当代哲学创新的基本前提。

那么，什么是哲学理论的“外部困难”？我们说了，哲学理论的“外部困难”，在它的直接性上，表现为理论与经验之间的矛盾，也就是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是否表现了现实的人类生存困境。所以，发现理论困难，首先就要发现现实的人类生存困境，以及它同既有的哲学理论之间的矛盾。

刚刚过去的20世纪，人类的存在方式发生了空前的革命。它表现在人类文明形态、人们的社会生活和人的思想观念这三个基本层面的巨大变革。当今世界的全球化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全球“市场化”的过程。市场经济中的人的存在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说，是一种“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由于人的“独立性”以对物的“依赖性”为基础，就造成了当代人类的两大生存困境：一是以技术革命为基础的对自然的攫取所造成的“全球问题”，这就是直接涉及人类生存的环境污染、能源危机、人口爆炸、核战争威胁等问题；二是由对物的依赖而造成的人的“物化”问题，也就是泛滥全球的“物质主义”问题。当代人类的这两大生存困境，直接地构成了既有的哲学理论与当代的人类存在之间的矛盾，这就是：倡言“天人合一”的哲学，如何回答“人与自然疏离”的问题？引导“人类大同”的哲学，怎样回答“人与他人疏离”的问题？赞扬“自我实现”的哲学，又如何回答“人与自我疏离”的问题？

全球化的过程，在体制的意义上，是市场化的过程，而在文化的意义上，则是人类的价值观念剧烈震荡的过程。如果说“农业社会”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确立“神圣形象”的过程，也就是以某种“神圣形象”作为价值标准而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而“工业社会”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消解“神圣形象”的过程，也就是以人的“理性”及其基本的文化样式——哲学和科学——作为价值标准而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话，那么，所谓的“后工业社会”，则是一个空前的文化意义上的消解“非神圣形象”的过程，也就是“消解”人的“理性”及其基本的文化样式——哲学和科学——作为价值标准而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过程。这样，统治人类几千年的、使人的生命“不堪忍受之重”的“本质主义的肆虐”，就转换成使人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存在主义的焦虑”。这种文化意义上的生存困境，更为强烈地构成了既有的哲学理论与当代的人类存在之间的矛盾，这就是：作为“元叙事”即追求真理的哲学，如何面对这种“对元叙事不信任”的社会思潮？充当“崇高”化身即追求理想的哲学，如何面对这种“存在主义的焦虑”？高举“解放”旗帜即追求人的发展的哲学，如何面对这种“物化的时代”？哲学，它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它将如何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这就是当代哲学所面对的巨大的理论与经验之间的矛盾。深切地感受这种“外部困难”，敏锐地捕捉这种“外部困难”，是当代哲学创新的首要的基本前提。

理论的“外部困难”是引发理论的“内部困难”的基础，但是，发现理论的“外部困难”，并不等于发现理论的“内部困难”；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可以在不同的程度上感受到理论的“外部困难”，但是，由于缺少应有的理论背景和哲学素质，人们并没有把理论的“外部困难”升华为理论的“内部困难”，因而所谓的哲学创新，也只能是谈论对“外部困难”的感受，而不是对“内部困难”的理论回应。

这里，特别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哲学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它所实现的对人类自身存在的理论把握，既不是单纯的、普遍性的人类性，也不是单纯的、特殊性的时代性，而是人类性与时代性的统一，也就是以时代性的内涵而表现的人类性矛盾。既有的哲学理论，它作为思想中的时代，总是以自己的时代性内涵去表现人类性矛盾，从而构成特定的人类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的概念、范畴的逻辑体系。由于时代的变革而引发的人类生存处境与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的矛盾，也就是人类处境与哲学的矛盾，决不仅仅是扩大既有的哲学理论的解释对象的问题，而主要是变革既有理论的问题。这就必须把哲学理论的“外部困难”升华为理论的“内部困难”，以时代性的内涵深化对人类性矛盾的理解。这就是我所说的“发现理论困难”。

三是创新理论思路。我把哲学的创新概括为三种：创造、创意和创新。理论叫创新，生命叫创造，思想叫创意。没有生命的创造，就没有思想的创意和理论的创新；没有思想的创意，也不会实现生命的创造和理论的创新；同样，没有理论的创新，也无法把思想的创意和生命的创造理论化、系统化、逻辑化。所以，关于哲学创新，我特别提倡“思辨”与“体悟”的统一，“反思”与“体验”的统一。具体地说，关于哲学创新，我有一种基本的想法，就是要努力做到“时代精神主题化”、“现实存在间距化”、“流行观念陌生化”、“基本理念概念化”，在生命创造、思想创意和理论创新的统一中，推进哲学的发展。

四是做出理论论证。我认为我们的哲学研究当中最大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没有发现理论困难，一个是没有做出理论论证。大家都知道，小说最容易写的是“故事”，最难写的是“细节”。而论文在于“论证”，论证在于“逻辑”。当我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书时，总是被巨大的逻辑力量所震撼。马克思提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3]人们接受或拒绝某种理论，总是以能否被该种理论“说服”为前提的。不能说服人的理论，即使明令推行，也仍然是中国俗话所说的“口服而心不服”，难免“阳奉阴违”；反之，能够说服人的理论，即使明令禁止，也还是让人“心悦诚服”。这正像革命烈士诗抄中的两句诗所说的那样：“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理论怎样才能说服人呢？马克思不仅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而且进一步解释说：“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4]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说服”人，就在于它具有理论的彻底性，它抓住了“事物的根本”，抓住了“人本身”。

认真地读一读马克思的著作，我们都会强烈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和逻辑征服力。它绝不是一种抽象的、空洞的、枯燥的、刻板的、僵化的教条，而是一种深邃的、睿智的、历史地发展着的理论。而这种理论的活的灵魂，就是爱智的哲学，就是作为反思的智慧、批判的智慧和创新的智慧的哲学！

[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3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9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