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呢？直接地看，人不就是一种感性的存在么？不就是你这个肉体的存在么？但是，当着我们不管在哪种意义上去定义人的时候，人都是一种所谓的高级动物。那么，在属和种差的意义上，你来定义人，那它和动物的区别在什么地方？我们有的用思想、有的用语言、有的用劳动等等来构成关于人的定义。那么，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人会思想，动物不会思想。对吧？它马上揭示了人的一个最根本的存在，那就是，人既是一个感性的存在，同时又是一个思想的存在、理性的存在。大家注意呀，整个哲学史的全部的矛盾，可以说，在这个意义上，就蕴含在人的感性的存在与理性的存在的矛盾当中了。

我既有肉体，我是感性的；我又具有思想，我是理性的。我作为灵魂和肉体的统一，我是感性存在与理性存在的统一。古今中外的所有的哲学家，几乎都是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在人的感性和理性的矛盾当中，发现了世界自身的矛盾，发现了人同世界的矛盾。

最初引发哲学家们思考的、困惑不解的是什么问题呢？黑格尔有一句名言，他说，真正的哲学的开端是巴门尼德，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巴门尼德提出了一个问题，存在与非存在。为什么人能够把对象的世界把握为一个“存在与非存在”的矛盾的存在呢？这就是人的感性与理性的矛盾。这个矛盾是非常有意思的，大家来跟我一起琢磨琢磨。

在人的感性和理性的矛盾当中，那个经验的世界被我们分裂了。大家想一想呀，你一旦进入到了哲学思考的时候，一个哲学的最具有根本性的问题就出来了。我们面对着的这个世界，它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呢？看着我手中的粉笔，什么是它的存在？什么是它的非存在？什么是有？什么是无？我用我的感性把握到的粉笔，那是粉笔的现象；我用我的理性把握到的粉笔，那是粉笔的本质。我用我的感性把握到的粉笔，那是粉笔的个别的存在；我用我的理性把握到的粉笔，那是粉笔的一般的共性的普遍的存在。这就提出问题来了：我的感性把握的存在是对象的那种可观察的实体性的存在，而我的理性看不见这样的存在；反过来我的理性所把握的存在，是关于对象的内在规定性的存在，但是我的感性把握不到对象的本质。那么，究竟是我的感性把握到的现象是真实的存在，还是我的理性把握到的本质是真实的存在？反过来说，是我的感性把握到的现象是非真实的存在，还是我的理性把握到的本质是非真实的存在？究竟什么是存在、什么是非存在？这不就是由人的感性和理性所引起的存在与非存在的矛盾吗？

在思考人的感性和理性的矛盾的时候，我想首先提示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感性和理性是人的一对内在的矛盾，它不是一个一先一后的过程。主体既是感性的存在，又是理性的存在，所以他把经验的对象把握为存在与非存在的矛盾了。对于你的感性来说的存在，对于你的理性来说是非存在；对于你的理性来说的存在，对于你的感性来说是非存在。那么当着我们去把握这个经验世界的时候，究竟什么是存在？什么是非存在呢？正是这样，它才在古代形成了一对范畴，所谓“本体”与“变体”的范畴。整个哲学始于对“本体”的寻求，它就要寻求本体么，寻求那个最真实的存在么。就是什么是真的存在？什么是变幻不居的存在？哲学就是开始寻求这个东西呀，而这个东西是源于人的感性和理性的矛盾。人的感性和理性把对象的存在把握为存在与非存在的矛盾，就是为了求解这个存在与非存在的矛盾，因此它形成了一对范畴，本体与变体。

学习西方哲学史，就会接触到一个命题叫做“人是万物的尺度”。但是，由于人自身是感性和理性的矛盾的存在，那么，当我们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时，到底是人的感性是万物的尺度呢，还是人的理性是万物的尺度呢？传说，有的哲学家，爱智爱到把自己的眼睛给抠掉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一旦我们睁开眼睛看这个变化不居的世界的时候，它就诱惑了我们，我就把握不到那个作为真正的本体的存在了。因为真实的存在只能是我的理性所能把握到的那个本体的存在。而我的这个感性，我所看到的，都是变动不居的那个大千的世界，它只不过都是变体的存在。听起来还是很残酷呀，但是当你一旦要往极端上追问的话，这种行为的出现不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你就是想知道，究竟我到底是怎样的存在？我怎么才能够真实地把握到这个世界？究竟什么是真实的存在呢？真实的存在应当是它的普遍必然性的存在。普遍必然性的存在我们感性能把握到吗？把握不到！能够把握到普遍必然性的存在只能是我的理性的存在。而我的感性只能是遮蔽我的理性的，我干吗还要我的感性呢？我们理解了感性与理性同存在与非存在之间的矛盾的话，就能理解为什么要从人的存在出发去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

我们现在常说，实践活动是人的存在方式，但是人类自身的独特存在方式——实践活动——就是感性与理性的矛盾性的集中体现：一方面，实践是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自觉活动；另一方面，实践又是人以自己的感性存在（肉体组织）去改变世界的感性存在的客观物质性活动。在实践活动中，人的感性与理性是不可分割地融为一体的。

以实践活动为基础的人类认识活动，则更为明显的是感性与理性的对立统一：一方面，人要以自己的各种感官去感知外部世界以及人自身的存在，形成关于人和世界及其相互关系的感觉经验；另一方面，人则要以自己的理性思维去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形成关于人和世界及其相互关系的规律性认识。

然而，值得我们深思的是，无论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还是在人的认识活动中，人的感性与理性总是处于矛盾状态之中。自觉到这种矛盾，并试图从理论上解释这种矛盾，便构成了哲学中的经验主义与唯理主义的论争，以及试图弥合这种论争的种种哲学努力。

人类的感觉经验，它所把握到的只能是认识对象的种种“现象”；人类的理性思维，它所把握到的则只能是认识对象的内在“本质”；因此便构成了人的感觉经验与理性思维的矛盾：对人的感觉经验来说的“存在”，对人的理性思维来说却只能是“非存在”；反之，对人的理性思维来说的“存在”，对人的感觉经验来说也只能是“非存在”。感性“看不见”本质，理性“看不见”现象，而人却既要“看见”现象，又要“看见”本质，因此，人的感性与理性的矛盾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

人的感性与理性的矛盾，使人能够把自己的全部对象都视为矛盾性的存在；或者反过来说，人的全部对象能够被视为矛盾性的存在，根源于人的感性与理性的矛盾。理解这个问题，对于理解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不理解这个问题，则无法真正理解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关系。

世界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如其所是的那样存在着。因此，对于世界的一切事物自身来说，它并不存在“现象”与“本质”、“个别”与“一般”、“内容”与“形式”、“偶然”与“必然”等等的“矛盾”。或者反过来说，事物自身所具有的无限多样的“矛盾”，对于事物自身来说，都不是作为“矛盾”而存在的。能够意识到事物的矛盾性存在，是以人的感性与理性的矛盾为前提的。

在人的感性与理性的矛盾中，人的感性所“看到”的是对象的“个别”的、“偶然”的、“现象”的存在，人的理性所“思想”的则是对象的“共性”的、“必然”的、“本质”的存在。因此，在人的感性与理性的矛盾中，人的全部对象被“把握”为个别与一般、偶然与必然、现象与本质的矛盾性存在。

古希腊哲学家在寻求“万物的统一性”即“本体”的过程中，就由人的感性与理性的矛盾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基本思路：一种是关注经验世界本身的多样统一性，把“本体”视为“万物所由来、万物所复归”的某种感性存在物，因而以感性经验中的多样统一性去解释万物与本原、变体与本体的对立统一关系。这可以说是古代哲学中所蕴含的“经验论”萌芽。另一种思路则是探寻对象世界的现象与本质的逻辑关系，把“本体”视为某种超越经验、却又能被思维所把握的理性存在物，因而以超越经验的逻辑关系去解释“可见世界”与“可知世界”的关系。这可以说是古代哲学中所蕴含的“唯理论”萌芽。

人的感性与理性的矛盾，不仅表现为对世界的“个别”与“一般”、“偶然”与“必然”、“现象”与“本质”的矛盾性理解之中，而且更为深刻地表现为对人自身的矛盾性理解之中。我们前面说过，在对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反省中，古希腊哲学家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然而，以人的感性与理性的矛盾为出发点，“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命题本身便陷入难以解脱的矛盾之中：（1）以人为万物的尺度，那么，这个尺度是人的感觉经验还是人的理性思维？感觉经验中的存在是真实的存在，还是理性思维中的存在是真实的存在？（2）以人为万物的尺度，那么，这个尺度是人的情欲还是人的理智？人作为人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的尺度，是以情欲为理智的尺度，还是以理智为情欲的尺度？人是“跟着感觉走”，还是“跟着理性走”？（3）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结果，又是人以自身的劳动创造了自己，因而人既是自然的存在又是超自然的存在，既是感性的存在又是理性的存在，那么，人作为万物的尺度和人自身的尺度，究竟是以人的自然性作为人的超自然性的尺度，还是以人的超自然性作为人的自然性的尺度？这就是在“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命题中所蕴含的感性与理性的矛盾。这个矛盾蕴含着人自身的全部矛盾，也蕴含着人与世界之间的全部矛盾，需要大家深思呀！

人的感性与理性的矛盾，又不仅仅表现在对世界和人自身的矛盾性理解之中，而且还表现在解决感性与理性的矛盾的哲学方法论之中。

西方近代以前的哲学，尚未具体地探讨人的认识如何从经验的个别性上升到超验的普遍性的问题，而主要是以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来看待人的思维推理过程。

传统的演绎逻辑，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外延逻辑。对于传统的演绎逻辑，人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提出十分严重的问题：其一，从概念的外延关系上看，传统的演绎逻辑只是从“普遍”推出“个别”，但却无法解决如何从“个别”上升为“普遍”。而人们的认识的直接目的，却正是要从“个别”上升到“普遍”，获得关于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其二，从人的思想内容上看，传统的演绎逻辑是一种撇开思想内容即概念内涵的纯粹的形式推理，它无法回答人类思想发展的逻辑。而人的认识的发展过程，却正是思想内容即概念内涵的发展。因此，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必然出现两种新的“逻辑”，即：从“个别”上升为“普遍”的归纳逻辑和关于概念发展的内涵逻辑。而这两种新的逻辑，都深刻地显露了人的感性与理性之间的矛盾。

从“归纳逻辑”看，人的认识由个别上升到一般，实现这一过程的基础是什么？能否把这一过程归结为理性现成地对感觉经验的归纳、概括、抽象的过程？如何理解“理性”在这一过程中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如何看待这一过程中的联想、想象和直觉？

从“内涵逻辑”看，概念的内涵由单纯上升到复杂、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是怎样的？实现这一过程的基础又是什么？能否把这一过程归结为概念内涵的自我逻辑运动？如何看待“感性”（感性存在和感性活动）在概念内涵发展中的作用？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逻辑”的层面上，更为集中和更为深刻地显现了人的感性与理性的矛盾，因而也更为尖锐地构成了哲学中的经验论与唯理论的矛盾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