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首先来讲第一个小问题，就是对“我”的内在的矛盾的分析，或者说，我现在专门来分析这个“我”。

大家想一想，当我称呼我自己为“我”的时候，你说你是什么？你不也同样用“我”来称谓你自己么？所以在我的自我意识里边，同时就构成了一对矛盾：我关于我，当然我指的是作为个体的“小我”，这毫无疑问的了；但是我同时就是指的作为人类的“大我”，所以在我的自我意识当中，我的主体自我意识已经包含着一个最深刻的矛盾了，我不仅仅是指作为个体的我自己，我是指作为我们的人类。这里都蕴含着无限丰富的矛盾呀。

关于“我”，辩证法大师黑格尔有一段颇为精彩的论述。他说：“因为每一个其他的人也仍然是一个我，当我自己称自己为‘我’时，虽然我无疑地是指这个个别的我自己，但同时我也说出了一个完全普遍的东西。”[1]

黑格尔的论述提示我们：“我”是个别与普遍的对立统一。从个别性看，“我”是作为独立的个体而存在，“我”就是我自己；从普遍性看，“我”又是作为人类的类分子而存在，“我”又是我们。作为个体性存在的“我”是“小我”，作为我们存在的“我”则是“大我”。“小我”与“大我”是“我”的两种存在方式。由于“大我”具有明显的层次性，诸如家庭、集体、阶层、阶级、民族、国家和人类，因此又构成多层次的“小我”与“大我”的复杂关系。正是这种多层次的复杂关系，构成了人的无限丰富的社会性内涵。

“我”当然首先是作为个体的“小我”而存在的。这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2]没有作为个体生命的人的存在，当然不会有人类和人类的历史。但是，人的生命个体之所以能够作为“人”而存在，却又是因为每个人都是作为人的“类”分子而存在。由此便形成以“小我”与“大我”的关系为内容的个体性与普遍性、独立性与依附性、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价值取向与价值导向、价值认同与价值规范等等的矛盾关系。这些矛盾关系又构成了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伦理道德问题、价值规范问题、政治理想问题、社会制度问题、社会进步问题和人类未来问题。

人在把握对象世界的时候，它本身就是作为小我与大我的对立统一来构成主客体关系的。在这个小我和大我的矛盾当中，就出现了一系列更深刻的矛盾。人对世界的认识，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感性和理性的矛盾，它蕴含着认知、价值、审美或者说知、情、意或者说真、善、美全部的矛盾。我就给你举一只粉笔，那得有多少包括认知的、审美的、价值的判断在里边，无限丰富的矛盾关系在里边。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丰富的矛盾关系呢？那就是因为，虽然我是作为个体的小我去认识对象，但是我是作为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我是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果，我是作为“大我”在认识。如果“我”不是作为“大我”去认识，如果“我”不是人类文明的结果，“我”对世界的关系，不就和动物对世界的关系一样了吗？“我”还能从认知判断、价值判断和审美判断的统一中去把握这支小小的“粉笔”吗？“我”还能用“概念”、“范畴”这些人类认识的“阶梯”和“支撑点”去认识世界吗？想一想！只要我作为“人”去认识世界，其实“我”就既是作为“小我”，又是作为“大我”，去认识世界的。人的实践活动更是如此。只要人同世界发生关系，每个人就既是作为“小我”，又是作为“大我”，同世界发生关系的。

在人同世界的现实的主客体关系当中，我们从总体上可以给它分解为两个方面的矛盾，一方面，我们从主体作为个体的存在，来思考感性和理性的矛盾；那么另一方面，我们从人作为一个大我，作为一个类的存在，我们来思考小我与大我、个体与类、我与我们之间的矛盾，这就更加有意义了。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说法，哲学是对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那么这个就切实地进入到人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存在的问题。人类存在的最直接的矛盾就在于，人既是一个小我的个体的存在，又是一个类的大我的存在，所以“我”就构成了整个社会的全部矛盾的丰富性。

这样一种小我和大我的矛盾，是以我的主体自我意识为前提的。人得首先有主体的自我意识，我的自我意识，你才能够自觉到这些个矛盾关系。在鲁迅的小说中，那个尽人皆知的阿Q，挨了一顿打还不知道为什么，问他姓啥，不知道姓啥，最后剩下来的就是在临死前担心那圈画得圆不圆。鲁迅非常深刻，实际上表现的就是人的主体自我意识的失落。人要有我的自我意识，他首先就必须确认到大我与小我之间的关系，他才能够理解我自身的存在。

两千多年来的人类的哲学思想，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它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人自身的个体性与普遍性的关系。在人类存在的历史当中，有两种最基本的人类存在的状态：一种是“没有选择的标准的生命中不堪忍受之重的本质主义的肆虐”，另一种是“没有标准的选择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存在主义的焦虑”。那么为什么会构成这样两种存在状态呢？为什么有的时候它是“不堪忍受之重”呢？为什么有的时候它是“不能承受之轻”呢？就在于个体性与普遍性的矛盾。当着我们用普遍性去压抑、扭曲、阉割、取消个体性的时候，人们是一种怎样的存在？是一种生命之中不堪忍受之重的存在么！在这种状况下，你感觉到的是什么？是一种本质主义的肆虐么！那么反过来看，当着我们用个体性去消解了、取代了、拒斥了普遍性的时候，你感到什么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所以我们用一个哲学的语言把它叫做什么？存在主义的焦虑！西方的存在主义哲学说，存在主义哲学之前的全部哲学都是本质主义的哲学，只有存在主义才是存在主义哲学，而存在主义哲学却又陷入了“没有标准的选择”的焦虑。这个东西跟历史有关，跟人类的“文化”有关。

在小我和大我的矛盾当中，最基本的最普遍的矛盾就是个体性与普遍性的矛盾。这种矛盾不是抽象的，它深刻地体现在人类的“文化”之中。

文化自身有一种倾向，什么倾向呢？就是概念表达的单一性。人要用概念去表达存在的时候，就有一种危险性。人们用普遍性去消解了个体性，一旦我们用普遍性消解了个体性，把个体性全部归结为一个普遍性的时候，个体性没了。所以马克思说，每个人的全面的自由发展，是与一切人的全面的自由的发展分不开的。你不能离开每个人的个人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去说一切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人类文化的巨大的危险性就在于，两千多年来，它是以普遍性去阉割了、取消了、淹没了个体性。不仅仅是传统社会是这样的，现代社会同样存在着这种巨大的危险性。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写了非常有名的那本书，《单向度的人》，就是专门批判美国这个发达的工业社会。美国最大的问题仍然是以普遍性淹没个体性。所以你看所谓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家们福柯、德里达、罗蒂、利奥塔，他们所要求的就是消解普遍性对个体性的压抑。作为个体的小我和作为类的大我，它构成了个体性和普遍性的矛盾，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中的最重要的矛盾，其他的矛盾可以说是由它延伸或派生出来的。这是它的第一对矛盾，个体性与普遍性的矛盾。

哲学是“思想中的时代”，古代哲学、近代哲学和现当代哲学分别以理论的方式表现了人的个体性与普遍性的矛盾。我们学习哲学，就是在理论的层面上深化对个体性与普遍性的理解。从总体上说，西方近代以前的哲学，是以理论的方式表现了一种“没有选择的标准的生命中不堪忍受之重的本质主义的肆虐”，也就是以理论的方式表现了普遍性对个体性的压抑，但同时又以理论的方式表现了人类对个体性与普遍性辩证融合的向往与追求，表现了人类对崇高的期待与承诺，这特别集中地表现在作为传统哲学集大成的黑格尔哲学之中。

黑格尔对现实的个体理性和历史理性进行了耐人寻味的“消解”：其一，黑格尔提出，思维的主体并不是“能思者”，而是“能思者的思维”。这样，他就把思维的主体由个体的思维转换成人类的思维，用人类思维的普遍性去“消解”个体思维的有限性。其二，黑格尔又提出，思维的历史并不是历史地形成愈来愈丰富的思维规定，而是思维的“全体自由性”与“各个环节的必然性”的统一过程。这样，他就把思维的历史性转换成精神的历程性，用人类精神历程的内在性去“消解”认知过程的外在性。通过对个体理性和历史理性的双重“消解”，哲学以理论形态所表征的人类对崇高的追求，在黑格尔这里就变成了作为普遍理性的“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和自我认识。

具体地说，用人类思维的普遍性消解个体思维的有限性，用精神历程的内在性消解认知过程的外在性，黑格尔就以思维自我异化的方式形成了“绝对精神”作为崇高的存在、标准和实现的“三位一体”：崇高的存在就是既超然于个体理性和历史理性之外、又内在于个体理性和历史理性之中的“绝对精神”；崇高的标准就是作为普遍理性的“绝对精神”的自身存在和自我认识；崇高的实现既是个体理性认同普遍理性、与普遍理性辩证融合的精神历程，也是普遍理性自我运动、展现为各个环节的历史理性的逻辑进程。个体理性认同普遍理性的精神历程与历史理性展现普遍理性的逻辑进程的统一，就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作为崇高的存在、标准和实现的统一。科尔纽在《马克思的思想起源》中说，“不幸和努力是结合在一起的，没有这种结合，就没有深刻的生活。基督的形象就是这种结合的象征。这一思想构成了黑格尔体系的基础”。

值得深思的是，哲学界长期以来主要地并不是从“这一思想”去理解和评价黑格尔哲学，而是致力于批判黑格尔哲学的“理性的狂妄”（如现代科学主义思潮）、“理性的冷酷”（如现代人本主义思潮）或“理性的抽象”（如国内通行的哲学原理和西方哲学史教科书）。这些批判是必要的和重要的，但是，由于现代哲学的众多流派仅仅着眼于对黑格尔的极端理性主义或极端逻辑主义的批判，并因而仅仅把黑格尔哲学归结为“泛逻辑主义”或“理性的放荡”，却造成了20世纪的哲学理性的精神困倦（尽管这只是其中原因之一）。

应当而且必须看到，黑格尔关于个体理性认同普遍理性、历史理性展现普遍理性的“这一思想”，既是极其荒谬的——它导致了哲学的彻底的唯心主义和崇高的彻底的异化形态，又是极为深刻的——它提供了哲学的辩证的思维方式并提示了追求和实现崇高的新的道路。这条新的道路就是以“类主体”（而不是黑格尔的“普遍理性”即“绝对精神”）的方式去实现“每个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是黑格尔的“个体理性”与“普遍理性”辩证融合的精神历程）。这条新的道路，是马克思开辟的。我们应当从马克思开辟的哲学道路去思考个体性与普遍性的统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