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我”和“小我”的矛盾，应当从两个不同方面描述，一个是我与社会的“同时态”描述，另一个是我与历史的“历时态”描述。这两种考察，同样是对于“我”的矛盾的分析，是把“小我”与“大我”的矛盾展现为横向的“我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纵向的“我与历史”的关系。

研究任何问题，方法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在分析我的内在矛盾，特别是把我的内在矛盾诉诸“我与社会”和“我与历史”的关系的时候，从我个人来说，是非常自觉地借鉴了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里边所提出的一对范畴，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分析的方法。在《普通语言学教程》里边，索绪尔提出来了一对范畴，就是“同时态”与“历时态”。我觉得这对于我们分析任何问题，特别直接地是分析社会历史问题至关重要。“小我和大我”的矛盾，它现实地展开为一种“同时态”的结构关系和一种“历时态”的发展关系。

小我和大我的矛盾在“同时态”上，表现为“我同社会”之间的关系，而我同社会之间的关系，直接地是表现为我与他人的关系。我与他人的关系，立即就出现了一个深刻的矛盾，那就是，在我与他人的关系当中，有两种最基本的关系，一种我们把它称之为互主体关系，或者说叫做主体际关系，主体间关系；另一方面，我作为小我和大我的矛盾，它又是一个互主客体关系，互为主客体关系。

我同其他的存在物之间的关系是主客关系，而我同他人的关系既是互主体关系，又是互主客体关系。所以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人作为主体同世界构成主客体关系，那么人自身作为主体，分裂为小我与大我的对立统一。在这种小我与大我的对立统一当中，它直接地表现为我同他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前边说了，黑格尔讲的，当着我称呼我自己是我的时候，虽然我直接指的作为个体的我自己，但是我同时也就说出了一个完全普遍的东西，你也是“我”！我们都是“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互主体。我们都是主体。但是另一个方面，我又把你作为我的客体来对待，所以在这个我同他人的关系当中，同时具有两种关系，这就是互主体关系和互主客关系。如果我们把我同他人的关系仅仅理解为、把握为一种互主客关系的话，我们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我们有一种互主体的理解的时候，我们又是一种怎样的存在？我们理解了我与他人的这种矛盾，我们才有可能去展现我与社会之间的丰富的矛盾关系。

“我与社会”之间的丰富的矛盾关系，它直接地呈现为第一个层次，那就是在现实生活中的三种最基本的关系：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职缘关系。大家想一想：人作为一个有生命的存在，他首先必然构成一种直接的血缘关系；而我们作为一种生命的活动的存在，必然要有自己存在的时空，所以相应地构成了一种地缘关系；那么人作为一种在特定的生产方式当中的存在，必然又构成一种职缘的关系。无论是在哲学的意义上，还是在社会学的意义上，这种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职缘关系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

关于这方面的基本情况，南开大学哲学系王南蔔教授在他的《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一书中，做出很好的概括，我在这里借用他的概括，来分析“我与社会”之间这三种关系。

人类的各种共同体的共同作用，是将各个个人结合起来，保持在一种直接的依赖关系之中，从而保证社会秩序的存在。在不同的条件下，将各个个人结合起来的方式必然也会不同，这种不同就造成了各种共同体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别主要取决于各种将个人结合起来的方式中各自所能加以利用的组织资源。就此而言，这类共同体可能有三种存在形式：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职缘共同体。

我们先来看血缘关系。血缘共同体是一种最为古老的社会组织形式。由于血缘关系是一种完全天赋的自然关系，同一血缘的人之间存在着一种自然的亲密感情，血缘群体中又存在着一种自然的差等关系，因而，人们极其自然地利用这些现成的天然资源去建立自己的社会关系。源于同一血缘的自然亲密性提供了保持一个共同体所必需的先天同一性，而存在于其中的自然差等关系又为建立共同体所必需的内部差序关系提供了现成的基础。这些条件使得借助于血缘关系而建立共同体成为最为简便易行、最为成本低廉的社会组织方式。正因如此，血缘共同体就具有了最为顽强的生命力。

我们再来看地缘关系。地缘关系是另一类可资利用的组织资源。借助血缘关系构成共同体固然有诸多便利之处，但在血缘组织遭到破坏或不易保持的情况下，人们便必须寻找其他可以利用的资源去构成共同体，以保证社会秩序的存在。在农业社会中，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的农业生产，决定了在同一块土地上耕作和比邻而居的人们之间自然地存在着一种互助性的亲密关系。这种地缘关系虽不及血缘关系来得深切牢固，但在血缘关系不能保持的情况下，地缘关系就成为惟一可利用来建构共同体的现成资源。

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作为组织资源，主要是存在于以农业生产为根基的农村地区，而在较大城市中则往往不能存在。城市作为工商业集中地，具有农村地区不具有的由于从事共同的职业而产生的密切关系即职缘关系。职缘共同体主要有同行社团和单位两种基本样式。前者存在于自然经济社会的城市中，后者则存在于计划经济社会的城市中。同行社团在各个自然经济社会中都普遍地存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单位，是另一种职缘共同体样式。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城市中生活的人们一般很少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由于职业的分别也很少起作用，而职缘关系则由于种种条件而获得极大的发展。单位对于个人生活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有如家庭所起的作用，一方面，为个人提供保护，对个人的生、老、病、死，吃、穿、住、行全面负责；另一方面，又限制个人之间的可能导致两极分化的自然竞争。单位在很大程度上的政企合一性质，使其能更有效地对个人实施支配。

我们这里只是概括性地分析一下人与他人之间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职缘关系。尽管这种分析是简单的，但我们也能初步体会到“小我”与“大我”在“同时态”结构中的错综复杂的矛盾。

作为同时态分析的第二层，就是在人的全部关系的社会生活当中，可以把它作一个高度的概括，这就叫做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这三种关系是互动的。

在非市场经济的状态下，无论是传统的自然经济，还是我们搞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只要它是非市场经济，它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人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的领域合一，而市场经济的一个突出的特征则是政治、经济、文化三个领域的相应的分离。这是历史的一个巨大的进步。我举一个切身的例子。我记得在80年代研究生有一场关于红、黄、黑的讨论。什么意思呢？那是叫做当官的路红通通，经商的路黄灿灿，搞学问的路黑洞洞。这正是表现了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领域在现实中的矛盾关系。当时就叫做红黄黑的讨论。那么作为一个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它的突出特点是政治、经济、文化三个领域的分离，所以现代社会才有三种精英，政治精英、企业精英、学术精英。我曾经作过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我说这三种精英构成了一个社会的三角，企业精英是做蛋糕的，政治精英是分蛋糕的，而学术精英是反思他们做得好不好、分得对不对的。所以学术精英是相对独立的，这个相对独立是以政治、经济、文化的三个领域的分离为前提的。人类社会是从原来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合一走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相对的分离，这深刻地体现了人与社会关系的变革。

第三个层次，传统的哲学教科书在历史唯物主义部分，一般分析了阶级、国家，但是，它没有从这样一个家庭、单位、阶层、阶级、民族、国家、人类众多的层次进行分析。实际上作为“我与社会”的关系，它的层次是极为复杂的。我在这里只是作一个罗列，使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个问题的复杂性，至于这里边的每个问题，都能构成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对象。比如说中国的“单位”现象。就是原来我们搞计划经济，它所形成的重要后果是个人作为单位的成员而存在。如果一个人没有单位了，就不好办了。现在出现了一个更加突出的概念，“阶层”。现在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就是这种分层理论。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一个人们感到越来越突出的问题是什么？那就是阶层问题。

原来我们是把共同富裕设想为同步富裕，所以不会出现这样一种很鲜明的阶层现象。那么邓小平明确提出来，改革开放，要解决什么问题？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而如何发展，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呢？邓小平提出一个最基本的论断，这就是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就突现了阶层问题。这样就构成了当代研究“我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一个突出的现象。在当前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分配问题的研究中，逐步地形成了一种共识，这就是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统一起来，也就是把资金、技术、管理等等作为生产要素而参与分配。这样就进一步解决了哪些人先富起来，依靠什么先富起来的问题，并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会从“小我”与“大我”的矛盾中去理解包括“阶层”等等在内的社会现象。我只是向大家作一下提示，就是对于小我和大我的矛盾，我们首先应当从同时态的角度去分析一下我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对“我”的内在矛盾作一种结构性的分析。但是我个人更倾向于把这种结构的分析，诉诸一种历史性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