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个体性和普遍性的矛盾，构成了直接的一对矛盾，就是人的独立性与人的依附性的矛盾。我作为主体，每个生命的个体，都必须具有它的独立性。然而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它必然具有一种依存性。那么这种独立性和依存性是什么关系呢？

前面我们刚刚谈到自然经济与市场经济。马克思说，什么叫自然经济？自然经济就是人对人的依附性。什么叫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人的独立性。当然马克思是给它前边限定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就构成了一个深刻的矛盾，它蕴含的是个体性与普遍性的矛盾。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就说，不管是何种制度，它都面对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个人利益与社会正义的矛盾。这就把它现实化了，实际上人们的价值判断都蕴含着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关系，个人利益与社会正义之间的矛盾。任何一个社会不都是处理这个关系么？罗尔斯也好，诺齐克也好，为什么现在西方政治哲学方兴未艾，如火如荼？因为它突现了个人利益与社会正义在当代社会中的矛盾。在我国，怎么解决社会的稳定问题？为什么要强化社会保障问题？就是要调解个人利益与社会正义之间的关系。所以这样一种小我与大我的矛盾，它直接地表现为个人利益与社会正义之间的矛盾。那么这里边的矛盾就多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暂时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许许多多的利益关系呀，都以小我与大我的个体性与普遍性的矛盾得到展开了。

这些矛盾构成了社会的价值规范与个人的价值认同、社会的价值导向与个人的价值取向、社会的价值理想与个人的价值追求等等的一系列的矛盾。我记得60年代，有一本苏联的小说叫做《你到底要什么？》它就把这个问题突现出来了，你到底要什么？“你到底要什么”蕴涵两个问题，一是“我”到底要什么？另一方面“我们”到底要什么？我们到底要什么？就是国家的、整个社会的这种价值的规范、价值的理想、价值的导向；我到底要什么？就是我个人的价值认同、价值取向、价值追求。这是无论中外，无论古今面对的最大的问题了。大家想一想，哲学绝不是远离世界之外的那样一种玄思和遐想，不是的！在那样一种抽象的、晦涩的、哲学的概念的游戏当中，蕴涵着整个时代的精神、人类的文明。大家如果这样去想，就会理解黑格尔说的，哲学是最敌视抽象的，哲学是最具体的，哲学是最现实的。只有在哲学的高度上，才能够深层地去把握人类现实的矛盾。

现在面对的所有矛盾，说到底就是小我与大我的矛盾。在小我与大我的关系里边，突出的是一个伦理道德的问题。所谓伦理道德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小我与大我之间的关系。没有伦理，小我和大我的关系得不到规范；没有道德，小我和大我得不到一种自我的认同。伦理问题和道德问题不是一个问题，伦理是一个规范的问题，道德是一个自我认同的问题。接着就出现第二个问题了，法律规范问题。同样是协调小我和大我之间的关系的。第三个，那么它提出制度问题了。因为任何一种伦理、法律，都必然体现为一种政治制度来作为直接的规范。我们对于伦理道德的问题、法律规范的问题、政治制度的问题，都必须承诺一种价值判断和价值理想。我们怎么去设定、悬设、承诺一个理想的社会，那么这个问题就关系到了人类的未来问题。所以我们面对的整个社会历史的问题，都在小我和大我的关系当中，或者反过来说，我们所面对的社会历史问题，都不过是我作为小我和大我的矛盾的历史性展开。从我作为个体的小我和我作为类的大我之间的矛盾，我们能够引发出来全部的社会历史问题。

“我”是个别与普遍的对立统一。从个别性看，“我”是作为独立的个体而存在，“我”就是我自己；从普遍性看，“我”又是作为人类的类分子而存在，“我”又是我们。作为个体性存在的“我”是“小我”，作为我们存在的“我”则是“大我”，“我”的存在既是独立性的，又是依附性的。

由于“大我”具有明显的层次性，诸如家庭、集体、阶层、阶级、民族、国家和人类，因此又构成多层次的“小我”与“大我”的复杂关系。正是这种多层次的复杂关系，构成了人的无限丰富的社会性内涵。正因如此，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

由于“我”既是“小我”又是“大我”，由此带来了“小我”与“大我”的个体性与普遍性、独立性与依存性的矛盾。而在现代社会中，由于个人的自主性与社会的模式化的同步增加，愈来愈尖锐地凸现了人的独立性与依存性的矛盾。

在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中，或者以“大我”去淹没“小我”，把“小我”变成依附性的存在，从而扼杀了“小我”的独立性；或者以“小我”凌驾于“大我”，把“大我”变成虚设性的存在，从而取消了“小我”的依存性。然而，没有以独立性为前提的依存性，只能是扼杀生机与创造的依附；没有以依存性为基础的独立性，只能是陷入混乱与无序的存在。因此，我们必须改变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以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去看待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人的独立性与依存性的矛盾，真实地挺立主体的自我意识。

在论述人类历史的时候，马克思说：“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2]没有作为个体生命的人的存在，当然不会有人类的历史。但是，个体生命的存在，并不是人的独立性。“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3]在这种历史过程中，主体不是任何单个的个人，而只能是由一定数量的个体所构成的“群体”。个体之间只具有相互的“依存性”，而不具有个人的“独立性”。这是一种个体单纯地依赖于群体的“人的依附性”。

个体对群体的依赖，实质上是人对自然的依赖。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中，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人们对自然（首先是土地）的依赖，仍然决定了个人对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群体的依赖和依附。个人的独立性和个人的主体意识，不具有现实的基础。

以工业生产、科技进步、商品交换、自由贸易为主要内容的市场经济摧毁了以等级从属关系为主要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形成了马克思所说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并不断地培植起个人的主体自我意识。“自我选择”、“自我表达”、“自我塑造”、“自我实现”等等，不仅是现代社会的时髦口号，也不仅是现代个体的普遍认同，而且也成为现代文明的基本标志。

中国传统哲学对人的定义是“仁者，人也”。“二人”方为人，人必在诸如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姐妹、朋友、邻里乃至尊卑、上下、左右、前后的“对应关系”中才成其为人。个人的自我意识，就是“关系”的自我意识，“角色”的自我意识，“地位”的自我意识，“责任”的自我意识，而独独排斥“自我”的自我意识。梁漱溟先生说中国人是“依存者”。这其实是由于自然经济造成的。对于这种“依附性的存在”，有的学者曾从自主性、自为性和自律性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我把这个分析叙述如下。

这种依存性首先表现为缺乏自主性。俗话所谓“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这个“靠”字活脱脱地表现了自主性的匮乏与缺失。个人的升学、就业、婚恋似乎都不是由个人自主决定的事情，而必须“靠”别人的“参谋”、“指点”、“帮助”和“决定”。行为的主体变成了行为的客体。主体的自我意识变成了群体的依存意识。这不能不弱化主体的自我判断、自我选择和自我决策的能力，因而也不能不阻碍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这种依存性又表现在缺乏自为性。个人行为的选择与成败，首先考虑的并不是个人的需要与情感，个人的现在与未来，而是群体的要求与期待，群体的现在与未来。个人失败了，便是辱没父母，愧对师长；个人成功了，则是光宗耀祖，衣锦还乡。于是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甚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就是人的“依附性”所造成的自为性的缺失。

这种依存性又表现为缺乏自律性。个人的成就与荣誉，个人的失败与耻辱，均依赖于他人的评价。人们的行为成为他律的产物，而不是自律的结果。在人们的自我意识中，按照他人的意志办事既是最安全的，也是最有希望的，反之则是既危险又无希望的。这不仅造成了因循守旧，人云亦云，按长官意志办事，“惟上惟书”的普遍心理，甚至于出现所谓“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的民谣。

这种缺乏自主性、自为性和自律性的“从众主义”，并不是真正的“集体主义”，而恰恰是一种消极形态的“个人主义”。从众主义和个人主义，都是把“集体”看做某种外部的、异己的力量。二者的区别在于，个人主义是以某种公开的、显著的甚至是极端的形式去损害集体利益而获得个人利益，而从众主义则是以某些隐蔽的、曲折的甚至是屈从的形式去获得个人的利益。

这种从众主义、媚俗主义，或者说消极、冷漠的个人主义，绝没有强化集体意识、集体精神和集体力量，也绝没有强化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合作，而恰恰是消极地破坏了集体意识、集体精神和集体力量，消极地瓦解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合作。有句俗话叫做“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这形象地表达了个人缺乏自主、自为、自律的主体自我意识，表达了从众主义所具有的消极的、冷漠的个人主义的本质。因此，强化主体的自我意识，是强化主体的依存意识的前提。没有真正独立的主体，就没有真正的主体的依存。

在当代中国，强化主体的自我意识，实现主体的独立性与依存性的相互协调和同步发展，最根本的途径就是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所实现的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市场经济中，人以物为基础而获得独立性，人的独立性又奠基于对物的依赖性。由此便造成了人的独立性与人的物化的双重效应。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正、负两面效应。强调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根本上说，就是既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正面效应，又有力地克服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确立个人的主体地位和强化个人的主体意识提供了经济前提。它把个人从对行政命令、长官意志、条块分割、人才垄断的“依附性”中解放出来，成为具有独立的主体地位的个人。

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否定了个人之间的等级特权关系，给每个人提供一个自由平等的竞争环境，从而使个人形成平等竞争的观念。同时，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平等竞争原则和效率效益原则，不断地强化了个人的能力本位意识，使每个人的能力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