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哲学思想，归根到底是对人类自身存在的关切，也就是为人类自身的存在寻求“安身立命之本”。然而，从哲学的宏观历史上看，哲学对人类存在的关切，却可以划分为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以文化的“层级”性去关切人类存在，也就是以“深层”文化的“基础性”、“根源性”来规范人类的全部思想与行为，从而将“深层”文化作为人类的“安身立命之本”。这种“层级”性的关切，可以说是一种“解释”性的关切，就是以“深层”文化解释“表层”文化。另一种则是以文化的“顺序”性去关切人类存在，也就是把“重要”的文化选择为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以它来规范人的思想与行为。这种“顺序”性的关切，可以说是一种“操作”性的关切，就是以“重要”的规范“次要”的。“层级”与“顺序”，这是在理解“标准”与“选择”这对范畴时，我们引入的又一对重要范畴。

对比“层级”性的关切与“顺序”性的关切，我们首先就会发现，这是“非历史”的与“历史”的两种不同的关切。“层级”性的关切，它先验地断定了文化样式的不同“层级”，并先验地承诺了“深层”文化对“表层”文化的基础性和根源性，因而它给自己提出的是“非历史”的任务，这就是寻求“超历史”的、永恒的、终极的“本体”。与此相反，“顺序”性的关切，是以否定文化样式的先验的“层级”性为前提，并致力于“消解”文化样式“层级性”的先验原则，因而它给自己提出的是“历史”的任务，这就是在自己时代的水平上对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做出慎重的文化选择。

在对“层级”性的关切与“顺序”性的关切的对比中，我们还会发现，“层级”性的关切总是“两极对立”的。在“层级”性的关切中，哲学的核心范畴总是离开人的历史性存在，表现为本体对变体、共相对个别、本质对现象、必然对偶然等等的“两极对立”，并且具有本体规定变体、共相解释个别、本质决定现象、必然支配偶然的恒定的层级关系。与此相反，在“顺序”性的关切中，则是以人的历史性存在为前提，构成表征人与世界、人与历史、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哲学范畴，诸如自然与超自然、能动与受动、理想与现实、公平与效率、真理与价值、标准与选择等相辅相成的矛盾关系。在这种“顺序”性的哲学关切中，它的诸对范畴具有显著的“平等”的特性，其“主从”关系则是“历史”性的。这表明，哲学从“层级”性的关切转向“顺序”性的关切，不只是从“思维方式”上体现了现代哲学的“从两极到中介”的变革，而且是从“价值导向”上实现了现代哲学的“从两极到中介”的变革。

哲学追求的“层级性”与“顺序性”，从根本上说，就是如何处理“标准”和“选择”的相互关系。人的生命活动是寻求和实现“意义”的“生活”活动，而“生活”活动的“意义”则总是存在于“标准”与“选择”这对范畴的矛盾关系之中，即“选择”什么样的“标准”来确定生命活动的“意义”。哲学作为理论形态的关于人类存在意义的自我意识，它的全部理论活动，都可以归结为处理“标准”与“选择”这对范畴的矛盾关系。

我们之所以说“传统哲学”是一种“层级”性的追求，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它以“表层”与“深层”的对立关系，弱化甚至是取代了“标准”与“选择”的矛盾关系。具体地说，传统哲学是以“变体”与“本体”的对立，代替了“标准”与“选择”的矛盾关系，把“本体”作为无须“选择”的“标准”。而我们之所以说“现代哲学”是一种“顺序”性的追求，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它以“重要”与“次要”的历史性的矛盾转化关系，实现了“标准”与“选择”的矛盾关系。具体地说，现代哲学是从“重要”与“次要”的“选择”中，历史性地确认“标准”，而不是先验地确认“标准”并排斥历史性的“选择”。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传统哲学追求的是一种“没有选择的标准”，而现代哲学则承诺的是一种“可以选择的标准”。

在“层级”性的传统哲学的追求中，“本体”与“变体”的“层级”关系是永恒不变的，所以，传统哲学的任务，只不过是寻找那个作为永恒真理的“本体”，并用它来“解释”一切“变体”的存在。正因如此，以“层级”性的追求为使命的传统哲学，只能是马克思所说的“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并且只能是以“超历史”的“神”或“非历史”的“物”作为“本体”或“标准”，去规范人的全部思想和行为。这就是传统哲学的“本质主义的肆虐”。而在“顺序”性的现代哲学的追求中，“顺序”既是对历史文化的一种承诺，更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选择”和“安排”，因而是一种“改变世界”的活动。

大家注意，从层级到顺序，这并不意味着从“没有选择的标准”到“没有标准的选择”。“顺序”性的“选择”，应当而且必须是有“标准”的。然而，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在20世纪的长达百年的“消解哲学”运动中，不只是动摇了传统哲学的“层级”性的追求，而且是把现代哲学的“顺序”性的选择引向了“拒斥形而上学”的“没有标准的选择”。这是需要我们深思的。

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哲学家莫尔顿·怀特在评论20世纪哲学时就提出，继前几个世纪的“学科帝国主义”之后，20世纪哲学的根本特征是“倾向于更加民主和多元化”，“没有一门学科可以称得起在认识分类表中占有一个唯我独尊的位置”。[1]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另一位美国哲学家理查·罗蒂则更加明确地提出，当代哲学的首要任务应当是“摈弃西方特有的那种将万物万事归结为第一原理或在人类活动中寻求一种自然等级秩序的诱惑”。[2]然而，避免“学科帝国主义”和摈弃“自然等级秩序的诱惑”，是否意味着“没有标准的选择”？如果我们承诺了选择的标准，是否意味着哲学又陷入了“层级”性的追求？这是困扰当代哲学的最为重大的理论问题。

在我看来，当代哲学在“层级”性的追求与“顺序”性的选择中所陷入的困惑，根本的问题是对哲学的“人类性”与“时代性”的矛盾关系的理解。传统哲学之所以在“层级”性的追求中去确立“没有选择的标准”，是因为它把哲学的“人类性”追求诉诸超历史、超时代的“独断论”。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哲学之所以在“顺序”性的选择中陷入了“没有标准的选择”，是因为它把哲学的“时代性”、“历史性”的选择变成了非人类性的即“断裂”性的选择。

哲学从“层级”性的追求到“顺序”性的选择，它所改变的是以“层级”的先验性而确认的“标准”的永恒性、终极性，而不是取消人的历史性选择的标准。哲学作为社会的自我意识或人类的自我意识，它所承担的使命，总是以“历史的大尺度”，也就是人类的、社会的、整体的、世代的尺度去观照和反省人类的思想与行为，把“历史的小尺度”，也就是当下的或局部的尺度所忽略的东西提升到“重要”的位置，从而在价值“排序”中“选择”某种“历史的大尺度”作为人的思想与行为的“标准”。正因如此，哲学总是不仅“反映”和“表达”时代精神，而且“塑造”和“引导”时代精神。当代哲学把“发展”的“标准”从“经济增长”提升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再提升为“可持续发展”，不正是在“顺序”性的选择中实现了“人类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吗？

[1]《分析的时代——二十世纪的哲学家》，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43页。

[2]《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5页。